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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diciembre 悼·愿逝者安息(2008-12-09) ● 刘丽仪 马来西亚东甲巴士意外中丧命的医生,遗体已运抵本地,明天将火化。 何众盛(26岁)来自香港,洋名David,原本在竹脚妇幼医院工作,上个月才转到樟宜医院外科部。 他在上星期五和两名医生朋友,搭乘旅行巴士到马来西亚实兆远参加一名大学同学兼同事的婚宴。其他参与婚礼的朋友都决定在星期天才搭乘旅巴回新加坡,但何众盛因为星期天要值班,所以提早启程,结果意外送命。 据悉,他当时是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车祸后被夹在巴士内。 他的父母与妹妹前天8时左右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会合了其他11名亲友后,14人便分别乘坐三车赶往麻坡中央医院的验尸房。 亲友办理了手续后,何众盛的遗体在昨天下午2时许,运抵旧蔡厝港路的治丧处怀念园,明天下午出殡,送到万礼火化场火化。 记者昨天下午到访停柩处时,除了灵柩,空无一人的灵堂,只有一名员工喃喃自语地说道,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对痛失儿子的父母还得舟车劳顿,心力交瘁。 到了昨晚9时许,约有7名友人出现在灵堂,大家神情哀戚,其中一名女子犹如石像般伫立在灵柩旁,低垂着头,仿佛默默祷告。其中一名友人表示家人非常哀痛,昨晚没有前来灵堂。 据朋友形容,何众盛生前非常独立,中一独自来新念书,父母和妹妹都留在香港。他的学业成绩优异,也是华中初级学院华乐团团员。他在国立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就在医院任职。 何众盛生前是新加坡华人基督教会怀恩堂的会员,他的教友昨天也在社交网站Facebook设立了悼念他的社交群体。他的朋友相继加入,并张贴多则留言,慰问他家人,并希望他能够安息。 樟宜综合医院发言人表示,何医生是在上个月才被调来樟宜医院当医疗职员。对于何医生的逝世,院方感到十分难过。 医院的外科部陈愫明主任说,何医生是名勤劳、有责任感,以及具有潜质的医生。 他说:“对于这个消息,我感到难过震惊。我们也想对何医生的家人表示哀悼。我们将怀念他。” 医院也已与何医生的家人取得联系,将从旁协助家人。 出事的旅行巴士有草原快车的标志。本地草原快车经理林万福受询时说,虽然两家公司的标志一样,但其实本地公司只是代售马来西亚草原快车的车票,本身的业务主要是旅游配套,如云顶旅游配套。 长途巴士撞树翻覆 造成十死18伤 新传媒新闻报道,马来西亚南北大道今天清晨发生致命车祸。一辆从霹雳怡保开往新加坡的长途巴士,失控撞向大树翻覆,造成十人死亡,18人受伤。据报道,死者当中有一名是在新加坡医院工作的医生。 -- 众盛,一路走好。 01 marzo 云·火·重生<转载> [中国早点-新台客速记]理想是坚持出来的 (2008-03-01) ● 曾昭鹏 两个多星期前初春凌晨的一把无情大火,将成立35年、享誉国际表演艺术界,长期象征台湾文化力品牌之一的"云门舞集",其位于台北县八里的排练场地瞬间化为灰烬。云门三代人的心血,包括所有经典舞蹈剧目累积的服装、道具、配乐制作资料、灯光设计图及演出调配表等,绝大部分在彻夜间付之一炬。 排练场地可以另外觅寻,但难以估量的无形智慧财产损失,却是创办人林怀民以及爱护云门的各界人士在锥心伤痛中的深切遗憾。那都是台湾文化界无法弥补的宝贵资产。 云门梦工厂遭遇祝融肆虐殆尽,烧出了一个更深邃的文化真相,即台湾表演艺术界所普遍面对的营运困境,还有政府对艺术文化的扶植和投入严重不足。 熟悉台湾艺文界的人都知道,云门舞集相对于其他团体其实享有更多且更丰厚的资源,它每年领走政府对艺文可观的补助额度,又有固定的表演机会、全球各大城市巡回表演的市场,以及私人企业在幕后的经营赞助。 此外,它也应该是台湾最具企业经营理念和社会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团体,不仅展现舞蹈艺术,也懂得建立形象品牌及推销文化价值。云门的专业水准有目共睹,但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它创立至今仍旧得在恶劣的环境中存活和运作。 经过这场大火,我们才知道这个被誉为“亚洲当代第一舞团”的表演艺术团体过去16年来的成就,竟然是在一间违章建筑的简陋铁皮屋排练场内孕育和保存。云门的舞者就是在这样夏热冬冷的空间内,练就许多驰名海内外的舞艺,持续不断编织着云门的传奇。 云门的困境引起社会广泛的关心,各种援助和建议纷纷涌现。但眼界超越云门,心怀台湾整体艺文生态的林怀民不忘借这个机会再次向当局发出呼吁:“如果一场大火能改变体制,促进文化政策预算上的突破,不只是云门的荣幸,也是台湾之福。” 台湾政府对文化艺术的补助落后区域其他国家和地区,台湾著名的表演工作坊导演赖声川呼应了林怀民,警告说如果台湾政府继续忽视照顾文化活动,很快就会被不断增加支持经费的香港、新加坡、甚至中国大陆所超越。台湾政府对表演团体如何维持运作,以及需要表演空间等问题,似乎距离了解的程度还太过遥远。 因为看见台湾以外的进步,尤其是实体建设和艺术创作方面的提升,赖声川对体制扶持不力的情况所发出的喟叹,表达的毋宁是一种跨越地域,典型文化人的现实焦虑。然而在要求政府增加补助的希望背后,相信文化人也不希望创作受到官方的制约。 以云门为例,从艺文发展的角度反思:为什么云门出自台湾,而非香港、新加坡或中国大陆?什么因素让“云门现象”得以独一无二地在台湾出现?很多人会说,因为理想、信念和一种独特生存状态所培育的精神。 人文素养丰富的台湾社会比起其他华人地区,就显得更为特殊。尽管政府和社会可能忽略,而回报也不相称,但台湾还是有一群文化人在自由的社会氛围中,甘之如饴地坚持着自己原初的文化理念,接受生活的试炼,打造一个兼具深度与格调的人文环境。 面对危难始终坚强以对的林怀民告诉台湾媒体:“这是老天爷给35岁的云门舞集最大的磨炼,人生无常、我们面对它、克服它,未来121场演出将如期举行。云门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感伤,就让35岁的云门从头开始吧。” 林怀民的话,让人感受到台湾最深刻、最动人且最美的文化韧性。云门失去了一些东西,但它的生命力和精神内涵却从未失落。林怀民说:“如果实现梦想要有很多附带条件,那么就要重新思考,这个梦想重要吗?现在云门回到最初的梦,给身体一个重新创造自己的机会。” 在林怀民充满哲理和诗意的人生感悟中,我们等待云门,浴火重生。 06 junio 快乐的猜谜和解谜 zz一部天书的破译工程上学期末在上海书城看见老师的著作,今天在系版上看见同学转载这篇关于老师和她这部著作的访谈。访谈中有一句“做这个研究最大的感觉就是寂寞”,印象很深。纪念一下。
《芬尼根的守灵》的著名开篇
河水流淌,经过亚当与夏娃教堂,从凸出的河岸,到凹进的海湾,沿着宽敞的循环大道,把我们带回Howth堡和郊外。
特里斯丹先生,爱的提琴手,穿越狭窄的海,还没有从朝向欧洲次大陆的嶙峋地峡北布列塔尼,来到这里指挥发动他的半岛战争/笔战/性战;奥克尼溪边顶级锯工的珠宝也没有一直成倍增加它们的数目,成为劳伦斯郡的非吉普赛人的财产;一个声音也没有从远方喊叫着‘是我,是我’来给帕特里克施洗;小山羊皮还没有装扮成毫不在意的老伊萨卡,虽然不久就会如此;双胞姐妹也还未对两位一体的纳丹和约瑟极为愤怒,尽管瓦内萨美的无可挑剔。
戴从容译
清秀文静的戴小姐应该去做侦探,大侦探。
“一个简单的小盗窃案不会引起福尔摩斯的兴趣,越是惊天大盗,越锻炼一个人的智力。”戴从容说。
大约十年前,她选择了20世纪文学史上最晦涩难解的作品,一头扎进去,近十年艰难探秘,却也自得其乐。
2007年1月,这一场文学历险初战告捷,戴从容著《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前,戴博士与《中华读书报》记者做了一番长谈,述及她解读天书的十年历程,以及一个青年“乔学家”交织着喜悦与孤独的生活。
娃娃的文本裤子和语词迷宫
《芬尼根的守灵》是爱尔兰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也是最为晦涩的一部小说。
小说完成于1939年,分为四书,主体故事非常简单,即都柏林酒馆老板叶尔委克一家子的一夜惊梦,但情节、人物和文体均十分混乱,语言亦极晦涩。乔伊斯使用了全部的欧洲语言,加上中文、日文乃至梵语,计50种语言。书中6万余词,作者自造的、在任何字典中都查不到的单词,便占去近一半——在此书第一页,你便会赫然见到一个由100个字母组成的超级单词。阅读起来自然障碍重重,似乎每词背后,都深藏着多义的陷阱,又似乎每一个情节,都将你导向迷宫中的死路。
身陷迷宫,处处皆谜。戴从容有个两岁大的儿子,有一天,她突然注意到小家伙的裤子上,竟然横七竖八地印满了大段大段的英文,似乎是从什么文章中截取的,但没头没尾,也没有断句,还有许多拼错的单词。
不知不觉中,戴从容盯着这条“后现代文本”的裤子出了神,努力揣测着它由多少个词语组成,或者原本可能是哪些词,就像她在解读《芬尼根的守灵》时一样。
“后来我也觉得好笑,但是回过头来,竟然觉得那裤子充满了文字的神秘。”戴从容说,“我不由自主地揣测布料设计者的意图,揣测这些段落究竟是截取的,还是他自己写的。如果是截取的,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错字?如果是他自己写的,为什么不查查字典?我甚至想,他会不会也和乔伊斯一样,因为发现了文字游戏的快乐,才故意拼出这么多的错字?”
她那时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把文字当作工具这一实用层面,真正开始体会文字本身的魅力。
利菲河边天书会
问世70年来,《芬尼根的守灵》一直引动着众多作家、学者和普通读者的研读狂热。对《守灵》的解读,亦是所谓“乔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捧者称颂此书涵盖了人类全部的历史,甚至自成宇宙。但不管怎样,它绝非乔伊斯心血来潮时捉弄世人的文字游戏,而是筹谋已久,野心勃勃的文学巨制,由《都柏林人》始,经《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尤利西斯》,可见乔伊斯艺术追求的清晰线路,到历17年苦行而写成的《芬尼根的守灵》,终于成就了戴博士所称的“自由之书”。
2004年,戴从容去都柏林参加“第19届国际詹姆斯·乔伊斯学术研讨会”。会上安排了中午的“《芬尼根的守灵》阅读小组”,如果参加,就没有吃午餐的时间。但是,很多人带了点心,一边吃,一边讨论。大家把桌子围成一个圈,个个都像小孩子准备开始做游戏时那样亲密,兴致勃勃。组织者读上一段,大家就这段任意发言,完全不是中国学者习惯的那样谈整体感受,每个人的发言都是你一句我一句,猜测其中某个字的含义,这个字里可能还包含着什么别的意思,或者这个字可能是哪个字。
“当时我还不习惯这种研究方式,更确切地说,我还没有真正地进入《守灵》的研究境界,因为这种猜谜、解谜就是《守灵》的研究境界。如果今天再和他们在一起,我肯定会加入进去,兴致勃勃地一起去猜的。”戴从容说。
就在那次会议期间,她第一次看见了利菲河。“它不在都柏林市中心,周围人不多,很安静,阳光明媚,激动交织着平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乔伊斯的人来说,看到利菲河是不可能不激动的。”她说,“通过乔伊斯,利菲河已经成了我魂牵梦萦的河。我知道利菲河承载着多么丰富的历史,所以,看着利菲河平静流淌,真让我想起乔伊斯对女性的描绘,‘她是大地,幽暗神秘,没有定形,充满母性,月光使她美丽,隐约地意识到自己的本能’”。
利菲河的两岸堤坝上有着不同的水印,这是潮汐造成的,让她直觉地感到,面向利菲河的时候也在面向大海。看到河上的海鸥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她是苏州人,而眼前的利菲河与苏州的小桥流水截然不同。“这是一种面向大海的博大,你觉得自己的胸怀是敞开的,在迎向海风。所以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最后,让利菲河流向了大海。”
戴从容说:“我完全明白了这种感觉。”
震惊与狂喜
1944年6月,34岁的萧乾丢下了正在剑桥大学东方学院攻读的学位,告别了正在研究的意识流小说,以及“啃了”半部的《芬尼根的守灵》,重操旧业,当随军记者去了。
他再度重拾乔伊斯时,已是半个世纪之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芜和磨难,他与夫人文洁若开始投入《尤利西斯》的翻译,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用了老夫妻整整八年的时光。等到《尤利西斯》的中译本终于出版,老人家一再感叹它实乃“天书”也。
如果《尤利西斯》是天书,那么《守灵》又是什么?
“我觉得从难度上说,天书已经是书之极致了,我想不出比天书更难的对应物了,只能说《芬尼根的守灵》才是真正的天书吧。”戴从容说,“从境界上说,我觉得《芬尼根的守灵》就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描绘的境界。《守灵》那种开阔的视野,那种展翅翱翔的自由,人走进去,就可以说走进了庄子笔下的大鹏、‘至人’的境界,‘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乎游于无穷’。这种境界,‘蜩与学鸠’是想像不出来的,普通人也是想像不出来的。原先读庄子,我觉得他在吹牛,根本没有这种境界,现在读《守灵》,我很惊异,竟然真的有人用文学创造出了这种大象无形的境界。”
《自由之书》的著与译,耗去戴从容近十年之功,无疑是到目前为止中文学者在解读《守灵》一事上所做的最大努力。此前,她一直在研究萨义德和后殖民理论。然而在学术圈外,很多读者是通过她翻译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弗兰克·富里迪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一书而认识她的。比起《芬尼根的守灵》,那是一本十分触及现实问题的小册子。
戴从容最早读乔伊斯,并非因为喜欢上了《芬尼根的守灵》。她说,这本书太难了,没有人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对它产生兴趣。而之所以爱上乔伊斯,是读《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的中译本。
“读《尤利西斯》,只是因为它翻译过来了,作为英国文学的研究者,无疑得去读一下。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读过之后,却发现自己忘不了了,于是决心研究乔伊斯。”戴从容说。
到了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她在陈思和教授的鼓励下,开始专门研读《芬尼根的守灵》。“一开始读,完全是为研究而研究,并没有什么目的。哪怕读完之后依然记不住细节和情节,却有一种震惊和狂喜,就好像一个看惯了小河的人突然看见了大海。”她说。
她在开题报告中描述了这种狂喜:“在《芬尼根的守灵》中,一切传统的艺术规范都被打破,读者被带到一个混乱而又庞杂的世界,有的评论者因此认为《芬尼根的守灵》是乔伊斯一次失败的尝试。而我认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与《芬尼根的守灵》的关系,类似园林与大自然的关系。当把艺术作品视为一种人工制品时,我们习惯于欣赏一部作品的精美和谐,而大自然则丰富驳杂,没有统一的主题,但各成分之间息息相关,又包含无穷无尽的变化。园林是让人欣赏它的精美,大自然则让人震惊。我认为这种震惊,这种进入一个远比自己的既有世界更为博大的世界的感觉,是《芬尼根的守灵》这类艺术带给人们的审美贡献。”
孤独的乔学家
在戴从容带着震惊和狂喜叩开迷宫大门之前,国内对《芬尼根的守灵》的研究尚处开始阶段。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李维屏曾在《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述及了它的内容、人物关系,以及语言革新。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象愚也在论文《哲学与科学语境中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里,分析了它对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借鉴,但两位学者都尚未对这本天书展开全方位的系统研究。
于是,戴从容决定投身其中,做一个乔学家。
“英文里叫JoyceIndustry。”戴从容说,“我觉得Industry这个词传神透了,这不只是一个学术领域,而且是一个大工业,一个产业。”
至少在欧洲,乔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其中不仅包括那些研究乔伊斯作品的学者,还包括他们通过课堂、讲座、书籍对乔伊斯的传播,各种乔伊斯研究机构、中心、网站、期刊、展览、纪念馆,以及电影、绘画和音乐等的改编和再创造。而在每年6月16日的“布卢姆日”,世界很多地方都会举行相关的纪念和学术活动。
《自由之书》的后半部分,是戴从容对《芬尼根的守灵》的选译。目前,她正在努力译出全书,尽管还不知道这会用去她多少年。
她已经跨入了乔学家的行列,甚至吃饭、走路,都在计较着乔伊斯的字谜。然而,这又是一个注定孤独的乔学家。她从《守灵》中读出了“孙逸仙”、“帝汶海”和“横滨”这样的中文词汇,但有时又会胡思乱想,不知道自己对乔伊斯的迷恋和投入,会有几个人真的感兴趣?而她的倾力研究,对身边忙忙碌碌谋生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这已近似一种贵族活动,如果没有她任教的复旦大学的支持,离开了学校,又该如何维持生计?
想着想着,她一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做这个研究最大的感觉就是寂寞。”等到平静下来,戴从容说,“我会本能地告诫自己,学术研究跟着风尚走,只会变得肤浅,在时间之河里留不下自己的脚印。还是做自己的吧,不要羡慕别人。”
中文读者指南
并非所有人都对乔伊斯敬若神明。三年前,爱尔兰作家、1993布克奖得主罗迪·道尔(Roddy Doyle)便公开抨击了这位至高无上的前辈。
“人们总是把《尤利西斯》归入史上十佳图书之列,但我怀疑这些人中可有一位曾为之感动,”道尔说,“我只读了三页《芬尼根的守灵》,便生出浪费时间的恶感。”
对此,戴从容却有另一番解读。“《守灵》不仅对中文读者存在着文化障碍和阅读上的不习惯,对英文读者同样如此。”她说,“这也是中文读者的一个有利之处,即我们和国外那些没有乔伊斯研究背景的人,处在相距不远的起跑线上。”
那么,中文读者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跨越语言、文化和阅读习惯之间的天然界限,去尽可能地接近《守灵》,并体会到那种独特的魅力呢?
戴博士说,就文化来说,当然,了解越多的基督教文化、爱尔兰文化和传说,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就越对理解这部作品有帮助。阅读乔伊斯的后期作品,都需要比较广博的知识——乔伊斯是个喜欢旁征博引的人。不过这不是《守灵》特别要求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要求读者有比较广博的知识背景。
“《守灵》特别要求的,我想,首先是要习惯于20世纪上半叶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形式实验和语言革命。《守灵》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当时的欧美作家们中,已经出现了文字革命和形式革命的潮流。”她说,“至于阅读习惯,我想没有任何人,无论他是否说英语,会习惯于坐下来,猜整整628页的谜。这确实是一种挑战。”
戴从容说,当初,《守灵》是她花费最长时间读完的一本书,读的时候常常会绝望地想放弃。“因为你花了一个多月,竟然还没有读完仅仅一本书,更不要说去看它的研究资料了。而这个时候,如果读其他的书,你会已经读了好几本,可以用自己读到的东西去和别人吹牛了。”
一开始,她以为这是因为非英语母语造成的,直到后来看到一个英语研究者说,读完《守灵》得花1000个小时,这才找到心理平衡:原来大家都得这样啊。
戴从容提醒我们,阅读《守灵》时,从开始就必须放弃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文学模式,不能用从托尔斯泰或鲁迅那里得来的文学模式去套《守灵》。如果这样,你就会觉得《守灵》在胡说八道。有了这个成见,就很难进去了。对于《守灵》,必须打开自己,让它影响你。不要希求读到“他人即地狱”似的警句,乔伊斯不是提供心灵鸡汤的人。要读完全书,让它从整体上改变你对文字、语言、文学,以及人生的既有看法。
至于语言,她说,这确实是最难超越的问题。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守灵》是不可译的,戴从容本来也这样想,但后来觉得不去翻译,丝毫无助于中国读者对作品和乔伊斯本人的了解。
“不过,”她说,“即便《守灵》的译本出来,我依然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原文,哪怕只是去瞥一眼,获得一下总体印象,明白《守灵》在语言上与其他作品有着怎样的不同。要做到这一点,在网络化的今天一点也不难。在互联网上,《守灵》的原文非常多,也非常容易找到。” 05 junio 六月终于放晴 zz一束八月份的岛国阳光今天,阳光充沛,但愿心情明朗。特此转载一束馨香的阳光,纪念一下。
2007-06-05 联合早报网
● 周文龙 他在空中办讲台 他用声音作为力量 他以传统故事作为征服人心的工具 他点燃了知识的明灯 他是许多新加坡人及海外人士的文化启蒙老师 ——这是TOY肥料厂最新华语演出《李大傻》宣传册里,对李大傻的定位与评价,这些话,也点出了TOY肥料厂筹办这演出的目的。 我国文化领域魅力闪耀的巨星 李大傻,原名李福鸿,是本地著名的民俗家和讲古大师。他于50年代开始在丽的呼声讲侦探小说、武侠小说以及中国古典名著如《水浒传》和《西游记》等,深受普罗大众欢迎,他的声音不仅在新马的空中萦绕,甚至还飘到香港和澳洲,是属于最早“走出去”的新加坡文化工作者。 TOY肥料厂艺术总监吴文德说:“李大傻实际上是我国文化领域里一颗具有独特风范、魅力的闪耀巨星,他的名字,让新加坡的传统文化韧带显得坚韧有力。这次演出便是要提醒人们,我们曾共同拥有过这位讲古艺术大师。” 一起在剧场里缅怀他 《李大傻》主要叙述李大傻如何在声名如日中天时,因时代变迁而被迫无奈地从广播事业隐退。 据知,许多年里李大傻的讲古事业一直没有中断,唯有在日治时期,因为时局动乱,亲弟弟被残暴的日军杀害,他陷入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无法自拔,才暂停在空中讲古。 战后,李大傻重新收拾心情,走进广播室继续其讲古生涯。这期间他娶妻,无奈妻子患有精神病,不幸的感情生活带给他不少打击。之后,他又因为新加坡推广“讲华语运动”和电视娱乐的广泛发展而黯然隐退。 1989年3月22日,李大傻逝世,享寿76岁。 李大傻一生为文化的传扬作出巨大贡献,在几十年里为新加坡人带来无穷乐趣,最后却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和赏识,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惭愧的事。 吴文德说:“李大傻逝世18年,我们却不能因为斯人远去,就把他无情淡忘。”他也说,时下新加坡华语剧场甚少将题材视角放在本地文化名人身上,为此他愿挑起这项任务,以现代剧场表演手法,让李大傻这位文化大师重新在舞台复活,让全体观众一起在剧场里缅怀他。“《李大傻》这出戏是我们对一代讲古大师‘致敬式’的作品,我相信它将能勾起人们许许多多的反思与回忆。” 许声亮编剧苏佳亮导演 《李大傻》原创剧本由本地电视/舞台编剧许声亮编写,拥有10年剧场经验的苏佳亮担任导演。 饰演灵魂人物李大傻的,是目前在香港发展的本地舞台剧与电视演员刘俊葳,本地歌手与电台主持人蔡礼莲则饰演李妻一角。其他演员有谢燊杰、蔡孝天、秦占宝、陈日成及许婉婧等。 演出将以华语与粤语进行,附有中英文字幕,并有许多朗朗上口的新歌旧曲。 演出日期:8月2日至12日 时间:晚上8时,周末增演下午场3时 地点:戏剧中心(国家图书馆三楼) 票价:27元至58元,学校订票可以使用Tote Board Arts Grant subsidy ,获津贴60%费用,请拨电62221526询问 售票处:SISTIC;询问电话:63485555 08 mayo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zz一首青春颂歌来上海看过两出昆剧,也见证了身边一些朋友对昆剧痴迷的程度。青春版《牡丹亭》几年前在上海演过,我还记得那张漂亮的宣传海报的样子,贴在叶楼一楼入口处,参加民乐排练的时候我把自行车停放在那海报前,但最后没去看,具体原因忘了。特此zz,纪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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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2007年5 月8 日
● 周文龙(文)
■谁是白先勇 ■白先勇,一九三七年生,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 ■童年在重庆生活,后随父母迁居台湾,台北建国中学毕业后入台南成功大学,一年后进台湾大学外文系。一九六三年赴美国,一九六五年在爱荷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 ■为著名小说家,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 ■近年致力于保护和发展中国古老戏剧艺术昆曲,自称为“昆曲义工”。 今年70岁的白先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也是台湾当代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长篇小说《孽子》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 采访白先勇时,他穿中式上装,举止有如他的文学创作般散发优雅气息,可说到他最热爱的昆曲,他马上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完全不像年已七旬的老人。 白先勇说,许多人觉得昆曲死了,没有青春活力,他的青春版《牡丹亭》就是要让昆曲回春。事实上,青春版《牡丹亭》也让白先勇回春,变成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牡丹亭》是青春颂歌 问: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制作青春版《牡丹亭》? 答:其实早在1983年,我已在台北制作《牡丹亭》了,当时主要是折子戏方式,呈献《游园》《惊梦》等段子。1992年我又做了一回《牡丹亭》,这回我找了上海昆剧院的当家花旦,到台湾做了一天三小时的《牡丹亭》演出。 两次演下来,并没有满足我的昆曲瘾,我仍觉得我没有将汤显祖的精神发扬光大,将《牡丹亭》好好的、完完整整地演出来,于是我就开始有了做青春版《牡丹亭》的念头。 但我真正开始做《牡丹亭》,还是2002年之后,当时我在中国看到昆曲面对很严重的传承和老化危机,观众也慢慢流失。与此同时,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又将昆曲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排名世界第一,比印度梵、日本能剧的地位还超前。这种种原因促使我对自己说:不能再等了,要做《牡丹亭》就是现在! 问:策划青春版《牡丹亭》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答:找到适合的男女主角。 俞玖林是我做讲座找演员示范时认识的,他上妆前样子很平凡,但一上台就绽放光芒,而且他真假音转换顺当、清亮、干净,是块璞玉。 沈丰英是我在苏州昆剧院见到的,我初看她的演出,就觉得她台风稳健,有大家闺秀气质,而且眼角留情,是我心目中的杜丽娘。 老实说,如果没有遇上俞玖林和沈丰英,我大概就不做青春版《牡丹亭》了! 问:青春版《牡丹亭》至今演出99场,场场爆满,观众达15万人次,除了选角成功还有其他因素吗? 答:所谓玉不琢不成器,我们的老师也选对了,我费尽唇舌不断向汪世瑜和张继青“洗脑”,才说服他们抛开门户之见,帮我将俞玖林和沈丰英训练成一流的昆曲演员。 我们的幕后人员也是一流的,包括了舞台及灯光设计林克华、美术总监兼服装设计王童、舞蹈身段的指导吴素君等人,他们都给青春版《牡丹亭》带来绝美的舞台美学。 问:昆曲至今已有400年历史,你觉得这样一个古老的剧种,还适应现代社会吗? 答:绝对适合。因为每个人都有对美的向往,而我觉得昆曲是结合了文学、音乐、舞蹈、戏曲的综合艺术,表现的正是艺术之美,是一种诗化美学。 昆曲生命也是长青的,它剧种虽老,却不表示它的演出就老化。 问:这么多昆曲剧目,为什么你偏爱《牡丹亭》? 答:因为《牡丹亭》歌颂生命、青春,像剧中杜丽娘对青春的醒悟,生命的焕发,就是一首青春颂歌。 问:这些年来全世界似乎有一股《牡丹亭》热,除了你的青春版《牡丹亭》,之前陈士争也曾导过全本《牡丹亭》(该戏曾于2002年在华艺节演出),上海昆剧院也制作9小时《牡丹亭》。这些演出你可曾看过,对它们有何评价? 答:这些演出我都看过,但我不想批评太多,只能说我的《牡丹亭》是正宗、正统的。 很多人都被青春版《牡丹亭》“青春”这两个字误解了,所谓青春化,其实是恢复正宗、正统、正派的昆曲形式,将昆曲revival(复活),rejuvenate(注入活力)。它不是把昆曲改成新戏或将它现代化。 像陈士争的《牡丹亭》就嫌正规性不足,有太多昆曲外的民俗性元素了。 问:我知道你自己也是红楼梦迷,想过搬演青春版《红楼梦》吗? 答:当然想过。不过制作费肯定比青春版《牡丹亭》更大。单是《牡丹亭》,就要花费3000万人民币,而且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我的角儿。 做青春版《红楼梦》!行!你先给我找12金钗,再给我一大笔钱,我就做! 问:如果有机会给你选任何人,谁是你心目中的《牡丹亭》梦幻组合? 答:应该是年轻时的张继青和华文漪,前者的《寻梦》,后者的《游园》,是我至今觉得最好的。 问:请谈谈青春版《牡丹亭》在世界多处地方演出成功后,接下来的发展。 答:我们正筹备5月11至13日在北京展览馆的第100场演出。然后10月份会参加北京“鸟巢”的开幕节目,这将是我们第101场演出。 我现在也在与有关方面商量到新加坡的“大榴梿”表演,可能明年9月来。这里的硬件很棒,我觉得演出《牡丹亭》效果一定很好。 我的家在中国文化里 从《牡丹亭》那情深情至的爱情,不禁也让人想起白先勇的现实感情生活,特别是他和王国祥相守40年的爱情故事。在一篇为悼念王国祥逝世而写的文章《树犹如此》中,他详细记述了和王国祥之间的深情厚谊。 白先勇曾公开说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牡丹亭》为爱生、为爱死的情感意境,仿佛也体现在白先勇身上。 问:说说你现在的感情世界好吗,自王国祥先生去世后,你是否觉得孤独、寂寞? 答:人灵魂上的孤独与生俱来,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文人。王国祥去世后我孤独至深,但《牡丹亭》却让我精神上复活了。 问:所以说现在《牡丹亭》是你的情人? 答:哈哈哈……是是是。 问:你可曾希望也能像《牡丹亭》这样把死者感动到活过来? 答:那是神话……(沉默了一会)其实每个人都有种感情永恒的希望,我当然也希望能这样,不过这种事是不会发现在现实里的。 问:王国祥先生知道你的《牡丹亭》梦想吗? 答:他当然知道我对《牡丹亭》的热爱和心愿。其实这些年来我所做的一切艺术活动,他都知道并且支持着。 问:你最近还在进行文学创作吗? 答:我的创作热情一直都在,从来没消失过。现在我正忙着写我父亲的传记,计划写50万字,大概写了五分之三了,主要内容是他对北伐和抗日战争中一些事件的看法、观点和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在台湾的晚年生活。另外,我的《纽约客》(新版)过几个月就要出版了。 问:你的文学创作如《最后的贵族》《台北人》等,都流露一股忧郁的乡愁和漂泊感,你觉得你的家在哪里? 答:如果说我外在的家,那是美国。但如果说我心灵上的归属,那我的家在中国文化里,只有在它里头我的心灵是自由的,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申城夏日 zz北纬一度的赤道景观其实,倒也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让人如此网络地复制然后粘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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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2007年5月8日
《新加坡当代作家作品选》主编原甸在为这套丛书撰写的总序中,从历史及社会角度,探索本地华文文学追求文学的主体定位的内在因素。《文艺城》选刊这篇总序的部分。
● 原甸 在世界华文文学中,没有一支华文文学能像新华文学这般顽强的、迫切的要求“自立化”。纵观各地华文文学基本上都不舍弃与中华母体文学的脐带连系,这是正常的,因为枝叶四散的中国人在还没有面对成熟的民族条件时,当他们还存有“侨胞”心态的时候,与“母体”任何的切割无异是背本。近年来,在东南亚的某些国家或地区,在国家认同上稍稍的在“移位”,毋庸置疑,首先都是在“侨居地”微妙处境的考量上。 唯独新华本土文学,是一个“早熟的异数”。 新华本土文学长时间经历着一个挣脱母体的挣扎期,一个悲壮的与母体切割的奋斗史,像一只雏燕要求破壳振翅,渴慕着蓝天、白云与翱翔。 本章借用的“去中国化”,在理念上与台湾的独派完全是两码事,台湾独派走的“去中国化”实际上走的是弃祖背宗的国土分离主义;我们引用“去中国化”于新华本土文学的历史走向,完全是从一个民族的“脱胎”到另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成熟过渡在文化上的反映和诉求。 新华本土文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南洋色彩”、“南国文艺”就是本土文学界最早的“去中国化”的雏燕初啼。凡涉猎新华本土文学的人都知道,“去中国化”不是忘根意识,而是对“根”之移植产生的主体裂变的思考,也即是特定的语言文学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应有的生长形态。从美学看,它涉及了作品对具体现实描写的深刻化与作品主体定位以及作家身份的认同取向。 二战之后,新华作家更加强烈的要求创作“独特性”的本土文学,以别于“侨民文学”,这一场被称之为“马华文学独特性”的论争甚至牵连了中国作家郭沫若与夏衍等人。这时候,本土作家显然有更高一层的视角,他们已经不拘于作品语言的书写形态,而纵深地透过文学语境深入文学的内部建构,探索实质性的本土文学的新属性。 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新华作家对本土的体认与归属终告完成,即是说,几十年间新华作家所致力的“去中国化”(尽管这个当下才流行的口号在当时仍未出现)变异已经告捷。五十年代出现的提倡本土“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应视之为这一精神的极鲜明的标志。 而令人饶有兴味的是,这一项“去中国化”的造势,不仅是新华本土作家(更贴切的说是主张文学为社会的作家)长期以来前仆后继的奔跑标杆,而且处在本土角力关系的两支政治势力也从不同的角度加速了这一文化取向的进度。 一方面是来自社会上层的政治权力中心,他们从反华、反共的需要,极力的抗拒中国的影响力,因此在本土华人文化中清除“中国化”不遗余力。
另一方面是来自本土的激进势力,一般人或许无法理解为什么本土的激进势力也谋求“去中国化”?一旦疑团解开,真相便容易大白了,因为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只有“去中国化”了,才能完全的把人的资源留下来,引进为本土的社会变革服务;才能把人的力量完全的投入在当下的现实,只有把“群众”(这是当时流行的用语)锁定在本土,为本土奋斗,为当下主流的意识形态推波助澜,这才真正配合改变社会的需要。
当权派为消灭中国革命的影响,他们大力推动“去中国化”。
激进派为凝集“革命力量”、留住人源,他们也大力推动“去中国化”。
文化主体为受文学反映现实规律的制约,也为了响应激进派的政治诉求,他们也集中力量的推动“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加速了新加坡华人从民族母体中裂变出来,朝另一个成熟的民族统一体加速推进。
“去中国化”是“去侨民化”
不是“去意识形态化”
在写本文的时候,“去中国化”正成为人们为台独勾勒的脸谱,诚然,在台湾岛上喧嚣尘上的“去中国化”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剔除中国的意识形态及思潮维度。新华本土文学历尽几十年的“去中国化”,内容则不在此。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出现的“地方色彩”、“南洋文艺”,三十年代出现的“马来亚文艺”,四十年代出现的“文艺独特性”等论调,都在步步寻求从中国文学母体中向新空间裂变与突破,编织能破壳而出,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梦想。
显然的,这其中求变心态是在于内容与相应的文学语境,而不在于宇宙观维度。恰恰相反,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立党之后,世界意识形态已经进入了二元分立的大局,从印度半岛沿线南下,已铺成一条躁动的火线。华人知识界在中国革命大势驱使下对这股主流意识形态趋之若鹜,视为时代真理的圭臬。因此,肯定这股意识形态,纳这股意识形态到他们的文学作品载体内,已成为无法阻挡的狂澜了。
因此,“去中国化”,绝不是去掉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去中国化”正是要更全备的纳入居主流地位的、向左倾斜的意识形态,把这股意识形态在“去中国化”的涤荡和过滤后更加紧密的与本土现实结合,为本土现实的变革需求服务。它一方面是追求文学的主体定位,另一方面是为达到政治化的目的。
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给文学界带来了新的思考,即是对意识形态长期辖制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作出冷静地反思;即在新华本土文学界也有相应的反响,对本土文学与意识形态长期以来难分难解的历史发出轻微的叹息。
所有对“过去式”现象的批评固然智慧,但也总令人觉得是一种迟来的智慧。新华本土文学经历的几十年动乱历史:英国的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再回到二度殖民地地位,这其间的灾难如何能叫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安心立命”的营造纯美学的巴别塔呢?如果新华本土文学史充斥的是如此这般的作品,不但是文坛上的怪事,也是这一代人品格与行为上的怪事了。
道道地地的“弱小民族文学”
今天新华本土文学作家面对的是另一个更严峻的局面:母语文一直被弱势化,新生代把母语文已经当成艰难的“外语”了;媒体不断的让文字浅薄化以求能“变天”;书业市场萧条,阅读成为异数,而人口又如此局限,在这样的一块地方为文学打拼的新华本土作家,看来是世界上最命苦的一群文化守土者了。
编辑这一套《新加坡当代作家作品选》的时候,不禁想到周氏兄弟在二十世纪初编撰《域外小说集》时的落寞感,尽管这一册融入周氏兄弟大量心血的译本在当时如空谷足音,却反应稀疏,鲁迅先生为之发出沉痛的呼吁,要人们关注“弱小民族文学”的声音至今对有识者仍然是一项撕心裂肺的呐喊。
我们如果不从书写语言的形式上看,透入文学的实质而言,新华本土文学正是当代不折不扣的一支“弱小民族文学”,对于这样的一支弱势文学,在举世喧喧闹闹不疲不累的追逐“主流文学”的“时尚”下,它显然像是一只空杯子般的被撂在一旁无人过问了。
感谢香港明报出版机构,有令人肃然起敬的犀利眼光,主动地向新加坡青年书局建议,齐心合力的编纂这一部《新加坡当代作家作品选》,我面对这一项艰巨但又深有意义的选编工作,以战战兢兢,又绝对自我鞭策以求不失不过的态度,组织了这一套书稿,并且相信,此后当有第二套与第三套的问世。
这一套文集的出版,实际上在熙熙攘攘的当下文学界无疑是砰然一声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户,给各地关怀世界华文文学的作家、学者引上一个视线的移动新点,特别是当文学研究的热点已经超聚焦于若干反复被选择的项目上,借着与明报的出版合作,向外界介绍新华本土作家的作品应该是时候了。
尽管各地文学界都在慨叹时不我与的窘境,而新华本土文学应该是一支处在最边缘化地区的残阳夕照。我们只要稍加分析,便可看到它的斯人独憔悴了:
从内部看——
论人口,新加坡现有人口400万,华人占75%,即是说,华人文化的活动范围只能在300万人之间;近二十年的教育政策向英文倾斜的结果是:超过一半的青年知识分子只能“讲母语”,而视“母文”为外语文了。根据一项调查让我们发现,本土的华文报章30岁以下的读者,在1989年占了35%,到了2000年初,已经下降至20%了。一叶知秋,皮之将亡,毛何以附焉! 论人才,由于大力的强调“经济建国”,本土教育培养的主要是科技理工商人才,而非文史精英,因此,本土可以找到大批的技术知识分子,却难以找到成队形的人文知识分子。从这极有限的人文知识圈中可能冒出的“作家”几率就更微乎其微了,相应出现的读者圈更是收缩。
论出版文刊,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消闲文化、娱乐文化铺天盖地,文化免疫力脆弱,全国没有一份有规模的文学杂志,连居主流地位的报章属下的文艺副刊也“且编且缩”,刊登作品的机会越来越少。 在这么一个一巴掌可以盖住的土地,不要说游刃无余地,连文学的呼吸都近窒息了。想想看,有哪一个地区的华文文学有如此受困?
从外部看——
新华本土文学与其他地区华文文学比起来,有明显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地位上的劣势。
中原大地我们毋庸去类比了。
仅从港台二地文坛也可看到新华本土文学的矮半肩弱势。姑且撇开港台人口结构上的单一,社会用语上的单一,教育体制上的母语稳固性,单从二地的国际政治地位就非常容易的发现:这二地的政治地位大大的突显在国际的舞台上。其根本的一个因素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与这二地粘成丝缕成团的关系。尽管港台在不同时期经历着轻重不同的政治感冒,但是,这样的社会政治体更加的突现了两地的“亮点”,二地的文化无法不存在风起叶荡的刮风效应,这是有目共睹的。而新华本土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自立体”,一个“去中国化”的文学体系,只能处在“深山无人知”的境遇了。
香港回归、台湾统一、中华大一统局面的愿景,都使港台作家成为内外关注的对象;统一战线的争取与团结的对象;只要这样的局面未变,港台文学就必然成为不可倒下的文化生态,港台作家就必然拥有较宽广的生态环境。
所有的这一切,新华本土作家全部失之交臂,里里外外,诸般因素,已经一再的弱化这一支文学的生命态势,一再的动摇这一支文学的立足根基,一再的逼使这一文学日渐加剧的朝边缘化的深渊下坠。
从新华本土文学的走势看,当前的“文学图表”尚处在一个短线的稳定高点,这是因为将近一世纪的文学工程毁于一旦也不是弹指之间的事,几代人的奋斗,几代人的经验传递,几代人的创作濡沫,毕竟造就了一个相对还无法轻易摇动的地基。我们愿乘这样的机遇,编一套“新加坡当代作家作品选”,我们相信,也许它们不能与当代杰出的华人文学作品比肩,但是,文学作品必要的艺术水平,这套选集是具有了;作为一扇文学窗口,让外面的读者、作家、研究者透过它端详这支反映特殊地区生活面貌,展现特定人文内心并已具有本土意识的文学景观,应该是这套选本的重要意义。 16 abril 美丽星期一 温馨zz一下回家的时候一定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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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个性鲜明小书店 联合早报 2007-04-16
● 林方伟
李白娟(摄影) 近年来,本地出现一些个性小书店,淡雅的书香中散发大书局没有的独特性格与鲜明态度。 位于直落亚逸天福宫对面店屋二楼的BooksActually,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及滨海艺术中心内的Earshot书店咖啡座, 百胜楼书城的奥赛书局,各有独特定位,在本地爱书人心目中建立起好口碑。 近年霸级书店为狮城增添不少书香气质。然而本地书店未必要朝“霸”发展才能突破重围,近年本地也出现了些个性小书店,淡雅的书香中飘散出大书局没有的独特性格与鲜明态度,成为他们最吸引爱书人的卖点。
BooksActually 浓浓人文气息与童趣 位于直落亚逸(Telor Ayer)天福宫对面的店屋二楼,散发出年轻幽雅气质的BooksActually在短短一年半内便在本地英语爱书人的心目中建立起很好的口碑,堪称新加坡版的Shakespeare and Co.(世界闻名,1951年在巴黎开门,深受知识分子热爱的小书店。) 书店是一对爱书的情侣开的。店内富人文气息的设计由女店主,23岁在国大修读文学的韦淑君包办:三面倚墙白色书架整整齐齐地摆放店主精挑细选的文学、电影书,此外还摆满了她收集的13台打字机、菲林相机、法国新浪潮电影之父高达(Jean-Luc Goddard)的电影海报、小童单车、铁皮玩具,浓浓浪漫的人文气息中又充满了纯真的童趣。 上个月,BooksActually还登上了著名的时尚杂志“Wallpaper”,以一个小书店来说,是不简单的成就。 从小是收集书狂 BooksActually的男店主陆文良(29岁)从小便是收集书狂,做过的所有工都跟书离不开关系:他假期到书店打工,当了兵后在Tower Books及Borders卖书,连第一次跟淑君拍拖都安排在国家图书馆的旧书倾销会。 离开霸级书店后,他与淑君在大专学府办了一系列迷你书展赚了点钱,让他惊喜发现本地卖书的确有利可图的。之后他跟淑君把卖书存下的钱开书店,7个月的寻寻觅觅后,让他找到了目前的地点。 梦是圆了,但陆文良脚踏实地地意识到:“要赚大钱的话就不要卖书。目前我们不亏钱,但每月收入也不固定,店里赚来的钱又即刻投回下个月的开销。二楼书局很有特色,但其实却出自实际的考量,因为一上楼租金就便宜了一半,我们就是靠便宜的租金维持了艰难的首9个月。到现在我们还负担不起信用卡机,最近好不容易才添置了NETS机。” 奥赛书局 与北京书店同书源 没有庞大的资金,经营书店不易,要爱书成狂才会开书店。8个月前,百胜楼书城三楼也开了家奥赛书局,老板是来自北京的梁圣纬与杨婷文夫妇。梁圣纬说他在新加坡的一家中国海外办事处内任要职,开书店是业余打发时间,没有人来的话至少自己也有个看书的空间。 个性与服务优势 梁圣纬点出小书局因为小,所以更容易创造特色。来到服务,他说,由于他们家族在北京经营风入松书店,书源能与中国同步结合,方便为本地读者找、订旧版、难找的偏门书、而且每周都有新书到,跟其他书局每月或双周进书还快些。他说小书局跟大书店不同,只要努力经营一个独特的层面就够了。 奥赛的强项是本地难找到的文学、哲学与历史的中文书籍。也或许这样,吸引的顾客群大多是40岁以上的中文知识分子,或退休人士。他指出,小书店也有劣势,那就是人脉不及大书店,他发现奥赛就不能吸引太多的年轻顾客,这对他来说是个遗憾。 ·奥赛书局 百胜楼书城 (Bras Basah complex, #03 -37A) Earshot书店咖啡座 专卖“新加坡的书、音乐与电影” 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及滨海艺术中心内的Earshot书店咖啡座,便找到一个独特的层面与定位。来到这家小书店,你只能买到“新加坡的书、音乐与电影”。 书店的概念出自艺术之家的艺术发展部门总监潘明彦。他说:“一个艺术空间应该有个卖音乐与书籍的空间,但要怎样才能突显出我们的不同的呢?于是我们想到着重卖新加坡人所创作的书、音乐、电影,或外国人创作的有关新加坡的作品。这是新加坡前所未有的书店。这个概念也跟我们艺术之家支持本地艺术创作的宗旨是非常契合的。” 那些感叹新加坡的出版业缺乏海外的朝气的人来到这里会改变成见。 你可以找到纪录新加坡60年代的乐队黄金年华的“Legends of the Golden Venus”、想研究爱shopping的新加坡人的消费心态与动机,这里也有专书为你探讨,这里的书是以寄卖的方式售卖,因为是小书店,所以不能大量进货,每本平均只进2到3本,不过对有兴趣更认识新加坡的人,这里可是个不错的知识小库。 目前Earshot卖得最好的是新加坡的食谱书籍、其次是政治书籍及童书。 ·Earshot: 地址:1.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 2.Esplanade Mall, #01-01/03 与爱书人互动 大书店需要做到面面俱全,但来到书目小书店就没有这样的隐忧。BooksActually的陆文良说,他根本不担心书卖得有多快,他会让一本书留在架上,直到有人买走为止。他觉得书店只带进一个作者畅销的书其实是没有照顾到爱书人的需要,因此他会把精选的重要作者的书目完全引进,这里你可以找到佛洛伊德、Alain de Botton、Nabokov等重量级作者的全套作品。 不与大玩家硬碰硬 他笑说压根儿没有想过跟现有的大玩家硬碰硬,小书店的运作是采用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如果我把Kino、Page One、Borders等当成竞争对手,那我每天肯定吃不好、睡不着。其实我们真正的竞争对象是安详山(Ann Siang Hill)及Haji Lane的时尚精品店。有人到那里花了一块钱,就表示我们的店流失了一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确保我们的书店维持一定水平的精美设计感,除了卖好书外,也卖精致的副线产品。” 一针一线设计文字产品 BooksActually把一半的重心放在手感“精”济(精致产品)上,设计出不少富有创意的文字产品。陆文良说:“我们一半的顾客不是来买书而是来买我们制造的手工精品的。”他们的"A Bird & Co."记事本的体积是向古早的555记事本的致敬,很环保得把人们不要的旧书页拿来做封面,里头还有个小口袋贴心地让你把私密心事藏在里头。 他们还把现代诗人的作品用旧打字机,打在一条一条的格纸上,制成一张能阅读的书签。这里的所有产品都是他们一针一线,完全用手工制成的。这充满手感与对文字的情意的设计深获“Wallpaper”杂志青睐,向全世界爱好设计的读者重点介绍推荐。 爱书人亲自发掘
爱书的人总爱跟其他爱文字的人打开心灵的世界。BooksActually这样的精品小书店就能激起的是顾客的感情。他们现在靠的就是老顾客的支持而生存的。有些顾客(当中包括不少作家、媒体创艺人、附近CBD的上班族等)甚至已经成了他们的朋友,有时午餐时间会特地打包来跟他们进餐,聊天。 陆文良喜欢跟顾客随便聊天,推荐他们新的书,也从顾客身上学到东西:“我们是很经典的‘书呆子’,最喜欢跟顾客分享Orwell喜欢怎么喝茶、海明威喜欢用什么记事本、Nabokov对蝴蝶的热爱等。当然有的人不喜欢这种亲密感,那他们就不会是我们的顾客。” 韦淑君也说:“我们刻意不在官方网上写太多有关我们店的事,要你亲自下来用手翻书,看书,亲自发掘。我们喜欢这种浓浓人情感觉。” 很多人一进店就以为他们是一对有钱人家的小孩,拿家里的闲钱出来搞风雅。陆文良说:“事实上我们并不富贵。我小时还住过一房一厅组屋,现在我住的还是三房式组屋。就因我们害怕失去我们现在经营的一切,所以都很努力地打理,希望把它做好、做下去。” 相信许多渴求不一样的选择的爱书人也在为他们加油,希望他们继续下去! ·BooksActually 地址:125A Telok Ayer Street(营业时间:上午11点至晚上9点,星期日休假) 15 marzo 雨过天晴,朦胧天气中随意zz一下以前和一位才女师姐谈论过这个问题,今天在网上看到相关报道,于是zz一下。
不过报道中转述的一些细节还是有点假。比如“脸红”的部分。恩,大家还是自然一点好、自然一点。
于泽远(北京)(2007-03-15)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王蒙近日在“两会”上建议,媒体对一场体育比赛输赢的政治意义不要做过分夸张的报道,不再采纳类似“体育比赛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的说法,更不要把比赛与国家间的争执联系到一起。
担任过文化部长的知名作家王蒙上星期六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批评中国在体育宣传以及某些运动员在重大比赛上的不妥表现,提醒中国舆论不要把体育和国家关系联系起来,必须认真纠正对日本运动员的不礼貌不友善表现。 北京大学一名社会学教授对本报说,中国长期以来把优秀运动员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典型人物,用他们的事例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和政治思想教育,使许多民众形成支持本国运动员就是爱国的观念,曲解了体育的本质。虽然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但要让民众养成文明看待比赛的习惯,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做到的。 中国官方和媒体一般担心北京奥运时国民素质不高会影响中国形象,但王蒙强调宣传上的老观念以及运动员的某些行为也需要改进。 针对媒体强调刘翔打破男子百米栏世界纪录是“亚洲人”、“黄种人”的胜利,王蒙说:“切切不可在赢了以后联系到种族、肤色、眼球颜色、洲籍等国际政治中极其敏感的内容。如说我们的一个田径项目的金牌证明了黄种人是能跑得快的,亚洲人是能跑得快的,那么,比我们更加苦大仇深的非洲黑人兄弟姐妹,得了那么多田径金牌,他们应该怎么样把运动成绩与黑种人受压迫的历史联系起来呢?” “我们的某些文艺作品强调黑眉毛黑眼睛黄皮肤,也有它的不妥之处,如果一个欧洲运动员,在取胜之后强调自己是白皮肤黄头发绿眼珠,请问人们会有何感想?在欧洲,这样的说法肯定会受到起诉。” 他认为,只有缺少自信,才会动辄提出肤色与眼球问题;中国已经自立于民族之林,已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与重视,不能老是停留在丧权辱国、抬不起头来的梦魇里;“我们不能老是用受气的小媳妇吐苦水的语气说话。那样的话,显得我们太不大方了。” 王蒙希望中国运动员要注重表达对比赛对手的尊重和友谊,“输了,要大大方方地向对方祝贺;赢了,要诚恳善意地向对方致安慰之意。雅典奥运会上,刘翔取胜后,失利的黑人运动员特别赶过来与刘翔握手,非常感人。但我极少看到过我国运动员向对方运动员表达友谊的画面,希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看到。” 他举例说:有一次,一名中国柔道运动员的讲演获得现场直播,说她在一个聚会上,故意撞了一位将在决赛中与她对阵的外国运动员,那位外国运动员连忙向她道歉,于是她知道了,对方是怕她的,增加了取胜信心。台下的听众居然热烈鼓掌。 王蒙认为这名柔道运动员的做法不对:“一、你不需要对方怕你。二、你在非比赛场合及一切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不应与任何人发生身体对抗。三、国际礼节,如发生身体接触碰撞,不论责任在谁,都应抢先向对方致歉,这样的礼貌都没有,让我们多么脸红啊。” 王蒙的发言引起现场政协委员们七次热烈的掌声。社会学者指出,王蒙提醒官方和舆论不要夸大体育的政治含义,尤其是要避免对日本等国家运动员的不礼貌行为,可谓一针见血,比空谈提高民众素质更有意义。 09 marzo 随便zz,娱乐自己一下和人类沟通相关的一些文章,纪念巴别塔的倒塌。
2007-03-09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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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xintd/xintd.html 《杨建伟:要适应新环境 新移民应欣赏称赞多听少说》 25 febrero 喜庆佳节,热闹zz二一下《剃头刀》七年后第三度重演 马来演员唱福建街戏 2007-02-24 联合早报网
● 周文龙
讲述本地福建街戏兴衰故事的《剃头刀》重演,剧本改动甚少,演员变化较大,多了很多英语剧场的演员。这里面有吴文德的苦心。他特地找一些很少说福建话,甚至不会说福建话的演员,让他们接触这陌生的文化,从中学习和感受福建街戏的魅力。 吴文德认为,如果像阿蒂丽这样的马来演员都能唱福建街戏,将会给观众带来亲近传统文化的信心。 《剃头刀》又要重演了。 由TOY肥料厂的吴文德自编自导的舞台剧,自1994年演出至今,已是第三度重演了。 虽然一演再演,但吴文德觉得这出戏有重演的价值。 他说,上次《剃头刀》演出是2000年,当时该剧并没有引起很大注意,观众很少,有几场戏甚至只有几十名观众。只有到后来该剧在第一届“生活!戏剧奖”中独领风骚,获得最佳戏剧奖、最佳原创剧本奖、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等等几个大奖后,许多人才开始注意起这出戏来。 吴文德说:“《剃头刀》得奖后,很多人都问起我,什么时候会重演这出戏,让他们见识这出错过的得奖舞台剧。再说,距离上次演出已有七年时间,我觉得是时候让昔日观众再回味这出戏的魅力,同时拓展新的观众群了。” ■反映社会的快速变迁 《剃头刀》是由吴文德根据他妈妈温亚米签 的真人真事编写。故事从1950年代开始,通过诙谐、温馨的手法,叙述街戏演员温亚米签的半生事迹,包括她如何入行,如何出道,如何以女丑的行当窜红,并且在人生的舞台上打滚,直到酬神戏没落,戏班走上“死路一条”的过程。 吴文德在戏中说的虽是他母亲的故事,但同时也反映街戏的没落以及新加坡社会的快速转变。《剃头刀》剧中有一段歌仔戏艺人的独白说道,街戏看来低俗,但却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眼下的政要精英们都爱上时髦的外国歌剧、音乐剧,本地传统的消失令人万分感慨。 吴文德说,街戏是新加坡独有的艺术文化,却从来没有获得应得的尊重。“比如我们每次经过街戏演出,到底有多少人会停下脚步,真的坐下来看戏呢?” 他还认真地表示,街戏其实应该纳为艺术学院戏剧系的课程内容之一,那将是本地街戏和传统文化的一大喜事。 ■选角变化较大 第三次重演的《剃头刀》,剧本基本上和之前一样,吴文德除了在一些独白细节上稍作修改外,保留了大部分对白和剧情。 改变比较大的是在选角上,许多演员如陈瑞彪、蔡恩来、陈慧娟、阿蒂丽(Alin Mosbit)都是首次参与该剧的新成员,只有黄淑贞和谢敏是“旧人”。 饰演“剃头刀”的黄淑贞说,虽然这出戏角色吃重,又要唱说一大段福建街戏,但还好这次演出多了很多英语剧场的朋友,大家的福建话都不太灵光,闹着一起唱福建戏总是笑场连连,压力无形中减少许多。 她笑说:“以前我总是怕自己说错福建台词,但现在至少我可以取笑其他演员的福建话了。” ■谢敏大腹便便上台 大腹便便的谢敏上次饰演的一名秀才,这次则“荣升”为皇帝。 问她怎么还有几个月要生了,也得参与这出舞台剧?她借机“抗议”导演吴文德给的福利不好,连生孩子大计都要被“逼”跟着剧团的时间表走。 “去月4月结婚后我已有当妈妈的计划,刚好《剃头刀》档期也敲定。有一天吴文德来跟我说:‘我算过了,因为演出档期问题,你可不可以今天怀孕?’还真把生孩子当成机器般要生就生。” 有趣的是,几个星期后谢敏发现自己真的怀孕了,与吴文德的原定计划只差了几天,时间配合可说刚刚好。 ■陈瑞彪大唱福建街戏 取代谢敏角色的是本地“阿明”陈瑞彪,他向来以演出“阿明”角色著称,尤其是他在个人秀《百老汇阿明》(Broadway Beng)那市井俚俗的福建阿明形象,更是深受观众欢迎。这次陈瑞彪在《剃头刀》里大唱福建街戏,可说是发挥所长。 陈瑞彪说,福建街戏是他童年记忆的一部分,他记得妈妈偶尔会带他去看“新赛凤”演出。“所以或许我小时候看过文德跟他妈妈也说不定。” ■让演员接触陌生文化 然而陈瑞彪却觉得说福建话和唱福建大戏不尽相同,两者仍有语音和调子上的差别。他说:“我受台湾福建歌曲影响,有时福建话腔调会太‘台湾式’,不是道地的新加坡福建话,唱起福建大戏语音发音仍不纯正。” 但吴文德对此并不介意,事实上,这也是他找一些非福建街戏演员来演出《剃头刀》的目的。 他说:“《剃头刀》反映的是现实人生,我不想找福建街戏演员一板一眼地把戏演出来,而是想找一些很少说福建话,甚至不会说福建话的演员,让他们去接触这陌生的文化,从中去学习和感受福建街戏的魅力。” 他认为,如果像阿蒂丽这样的马来演员,都能唱福建街戏,那将会带给观众信心去尝试这个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传统文化。
●日期:3月1日至18日(星期一除外) 时间:晚上8时,周末增演下午场3时 地点:国家图书馆戏剧中心 票价:47元、52元和58元,周末下午场为42元、47元和52元。 售票:SISTIC,询问电话:63485555 喜庆佳节,热闹zz一下● 李慧玲
拜年期间新的趋势,是总有亲戚家里孩子在国外,赶春节回来过年。前两年我妈的女儿也是如此,但现在好像更普遍,说起来不是谁的孩子派去了哪里哪里两三年,就是工作经常得三天两头出国,到哪里哪里出差。 这是生活中慢慢可以感受到的全球化。“全球化”三个字在我们的报章媒体上出现,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一些领导人也常有提起,但是或许之前比较抽象,没有深切的感性经验辅助了解,谈起来像个学术用词。大家听多了既有些麻木了,又仿佛很有距离感。今年财政部第二部长尚达曼的预算案要扶助弱势群体,减缩贫富距离,甚至宣布企业过去只能“等久”的减公司税2%,环绕的其实还是全球化。这是我这一代人生活中无法绕开的主题。 岛国政府一如既往地设想长远未来,先是在经济策略上为全球化布局,然后在社会、文化政策上跟进,缓和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但是一般的市民对于“全球化”为何,到底有怎样的概念,政府在传达应付“全球化”挑战的信息时,采取怎样的方式,这些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全球化实在不只是谁常常得出国,外国人在这里设立地区总部、进行投资而已。在这么小的岛国上,也不是只要IQ最高的一群人知道“全球化”就足够,因为岛国太小,因此准备应付冲击的工作需要做得更充足,否则那“全球”之浪一冲过来,岛国也就四散了。 这很大程度上,其实还牵涉到岛国人民的素质和内涵,而不仅仅是教育的水平。岛国的孩子会考试,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需要能够超越考场的视野。接触岛国的青年人,听他们放开来谈时,跟拘谨地作答,答案很不一样,而且很吊诡。岛国吸收资讯方便,下来还要处处无线上网,而吸收资讯超越国界,民众出国机会频率高,整个都市来自世界各方的人多,文化兼容,报章上国外新闻经常摆在要闻版,照理岛国人的视野比较宽阔。但实际生活中接触到的,似乎并不如此。我问过大学里的老师,都说一般的青年人对时事不感兴趣。知道别的国家,是为了去旅游。去旅游是为了拍照购物和“我去过了”,似乎也不是为了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文化风情。 我自己还碰到过一些青年人,质疑中英文报章为什么要报道那么多国际新闻。“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跟中国有关的事。我们不是中国人啊,为什么需要知道?”这是我自己听过的一位青年教师的言论。 因为工作的缘故,常常需要与人交往,政府部门或者企业、机构的人员,他们善良而努力工作,对自己管的那块熟悉,但是往往也就只是这样。大家在一起吃饭聊天加强联系,如果彼此没有共同的朋友,而我又刚好不擅长购物、旅游、吃饭、老公、孩子和狗的话题,那么社交场合好像变得无话可说。要谈到一些时事、知识性的课题,好像反倒像是个不识趣的人似的。即便对方是公关,有的别说对外国媒体没有什么了解,对本地的媒体似乎也在状况外。我每次碰上这样的场合,回去都要自我检讨。 “全球化”了,我看到政策上的一些部署,老实说,那是其他地方的政府不一定看到,或者有办法照顾得那么周到的。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好像就是还没跟上?那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作者为本报采访主任) 随便zz,纪念三一下ms今天值得纪念的事情比较多。但实际上:天天是好日。小弟只是在体验疯狂zz的乐趣,过个瘾。我的结论是,zz其实乐趣不大,有点麻烦。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多多yc,活动脑筋啊。至于这篇文章——看过以后,产生了zz的冲动,于是就zz了。
曾昭鹏 (2007-01-13)
台湾力霸集团日前爆发财务危机,意外牵扯出旗下企业被集团创办人王又曾与其家族成员违法经营及计划性掏空的案情。金融管理体系预警机制失效,负责监管上市公司的台湾各财金部会面对来自外界炮火猛烈的口诛笔伐,各官员纵使有满腹委屈也只能往自己的肚里吞。
回想日前金管会主委施俊吉、财政部长何志钦与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财金界三大巨头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遭立委强烈炮轰得焦头烂额,三人被叫到质询台排排站,象征三人同样无能的电视画面还历历在目,以及连日来舆论密集围剿的印象,个人在倒抽了一口凉气之余,暗自温习着台湾的问责文化。 在台湾担任官职确实如坐针毡且有朝不保夕之虞,每当政府发生任何问题或管理疏失,排山倒海的危机控管压力自然不在话下,社会各界的问责力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起彼伏的下台声浪从来不含蓄,没有足够的抗压心理建设的官员恐怕很难撑得下去。 以行政绩效来衡量官员的能力和表现绝对是合理的要求,但一旦发生问题就马上忙着指出弊端和追究责任的问责方式、高分贝声讨官员“人头落地”的杀气腾腾作风,让人不禁反思:事情非得如此处理吗? 过去六年,因不同的政治操作和行政需要,台湾已轮换了5位行政院长和副院长、5位财政部长、6位经济部长、5位外交部长及4位内政部长,内部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可想而知。如果一切问题的改善还必须从某部会领导人下台开始,也许有必要衡量的是,在稳定和改变的两难之间其中的社会成本,才能作到把解决问题附带的阵痛降至最低程度。 被讥讽为“抱着地雷睡觉、沉睡不醒”的金管会在监督方面的松散和失职,造成它在力霸集团申请重整前错过许多危机警讯,加上它过后以国库的钱接管经营不善的银行,让台湾人集体缴付“学费”的动作,越发激起广泛民怨,因此自然难逃其咎。要同时作到给社会交代又符合人民期待,责任的归属和分配虽然肯定要进行,可却未必是优先考虑的事项,因为官员表面上负责任的下台举措,实质上正是一种逃避改革责任的行为。 不同地区的人民总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一味认为台湾民众愚昧无知或选择持续迷失,只会反映个人自大狂妄的心态,缺乏对台湾深入了解的同理心,其实更值得探讨的是在要求官员下台的诉求背后,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心理? 由公民社会组织群我伦理促进会进行的“2006年社会信任度调查”显示台湾社会信任度升至历年新高,但政治信任度却跌入谷底。在调查分析的13种社会角色中,台湾人最信任的前三名依序是家人、医生和学校老师,相较之下,总统的信任度排名倒数第四,政府官员、记者和立委则敬陪末席。台湾或已深深地被一种犬儒意识所包围,政治(包括媒体)的诚信赤字使人民不再相信领导人和管理者,严苛问责的态度也因而产生。 文章写到一半之际,电视直播金管会主委施俊吉辞职的记者会,台湾官员没有“免死金牌”,外界压力显然还是有效的监督。 对台湾常有批判,但却时常提醒自己不可沾沾自喜,轻易让自己从简单的制度启发,得到自己家国的制度更为优越的廉价结论。忙着适应新生活及工作要求,已经很久没有认真去留意新加坡新闻的发展,但日前慈善组织新旧NKF的民事诉讼,再度让我联想到当问题被揭发时,官方对于监管不力所作的反应。反正是制度和各部门协调的问题,改了就应该没事。 此刻对比新台两地不无感触,因为别人拥有过多的,也许正是我们最缺乏的东西。 随便zz,纪念二一下暑假,我和W还有老师在某快餐店闲聊某某,聊到某某国的某某方面的某某问题,那时我说,这个某某国的某某方面是不是缺少了一点评论的声音,老师指向了下面这位评论人近来在某某国的某某报的某某版开始发表关于某某国国的某某方面的文章。的确,自2006年起(或者更早?)就经常见到这位评论人比较“有意识”地以比较集中的注意力对某某国的某某人士们所发表的某某方面的作品进行点评,仿佛正是意识到并且关注这某某方面那一片惨兮兮的鸦雀无声,开始填补某某国的某某方面的这块的空缺。今天又看到评论人的文章,特此纪念二一下。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山重水复疑无路 ——陈华彪、荆云、怀鹰的心路拼图 (2007-01-16 )早报副刊
● 林高
陈华彪的小说《空间转换机的故障事件》发表于去年11月28日的《文艺城》,荆云的小品《细读那寂寞的尾音》及怀鹰的小品《山恋》均见于12月22日。3篇,从穿梭于太空的惊悸,到地铁车厢里孤单地吞咽人间苦味,到竹杖芒鞋,吟啸徐行,莫听穿林打雨声。读罢,笔者独乐乐之余,在心路上自设驿站纳凉回望,只见斜阳在风雨飘零间,所以也便夫子自道一番,或可引领众乐乐。 {1}异化 陈华彪的科幻小说写的是未来世界。未来的悲哀警诫的是现代的悲哀。小说里的空间转换机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可是高科技却证明了,人的生存状态已充满荒谬性。所谓空间转换机是利用复印机的原理,以接近光的速度把人传递到星球上的另一台机器,再拷贝出来。这样做可以省下建造太空梭,以及把太空梭送到星球上去所需的大笔资金,完全符合经济效益原则。因此,尽管哲学家反对,因为这无异于蔑视与暗杀灵魂,“地球的政府”却批准了空间转换机的使用。 意外发生了,空间转换机的拷贝与删除的技术发生状况,俊义一号和俊义二号互相指责、嘲讽,自称自己才是本体。人呀,只把矛头向外,怨恨科技、商家、政府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为什么不反躬自省,自己愚昧不愚昧,自己是不是让科技给奴役了?尽管形势比人强,人权、尊严、自由仍在自己的掌控中。 形势的确严峻。作者不期待读者惊讶于现实的丑恶:整个“故障事件”原来是个预谋。空间转换机的企业集团主席李辉生在两年前输入病毒,等待故障的发生,他预料各国政府会随即禁止使用,集团的股票大跌,然后他廉价收购,轻易得到集团的控制权,再推出新产品,仍然以光速把人送到星球去。“人们还得在星球之间来往吧?谁也不会想坐在花上一个星期才能抵达火星的太空梭上吧?”李辉生的聪明才智充分掌握市场需求原理,老于耍诈以谋取高利。而各国政府紧急开会只是“政治频道”换汤不换药的连续剧。独立调查委员会主席是李辉生之好朋友纵然发现作弊也懂得怎么做人。虽然客户协议书言明不赔偿,李辉生的“作秀意识”决定给“受害人”一笔钱以收买人心。弊案做得无隙可击。 作者当然也不要读者满足于小说的诡异想像,以及结局时峰回路转所产生的心理震荡,而是关注科技影响经济的发展速率与走向、生活方式之后,生命也终于商业化;灵魂、生命的终极意义,除非能转化为可形塑的物质,有奇货可居的商机,不然谁去理会生命何价,尊严何在?科学家、企业家、世界各政府,这些创造未来,指引迷津的精英,最终要把人带到哪里去!众生任其摆布? {2}自觉 演绎荆云心曲的,“惟有寂寞的尾音”。 聆听的心、年轻的心,竟对生命不能适应而充满疑问。地铁车厢里陌生人永远陌生,面孔挂着的冷漠在肢体触碰时即刻产生戒心与距离。人呀,维持亲密关系已经是奢华的消费,换得的是保护自身的面具。固定的列车路线不会隐藏任何惊喜,振奋人心的惊喜也不必费心去经营了。“我像是被置放在某一个特别明亮的光圈之中,双眼时常被刺得阵阵疼痛。强烈的痛楚瞬刻急速消逝后,是更可怕的感觉——一种比失去视觉还要可怖的‘失明’。”这无疑是荆云的自觉。适应于冷酷,结果是麻木得血肉皆冰凉了。人心冰凉,人际关系冰凉,那么纵然良辰佳节到,比如圣诞,“彩灯齐齐上阵”,“耳熟能详的乐曲四处可闻”,也只见声色的喧嚣。节日里的温馨是需要亲密的关系去围聚、酝酿的,节日的意义是需要彼此去体认和充实的。而今,“每年这个时节铺设开来的感官盛宴,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无意义的重复?是谁按下按钮,把一切开启,促使人们把他们认定适于这个季节的所有的事物堆砌起来?华丽精致的装饰品堆得高高的,如一栋岌岌可危的违例楼宇。”圣诞的精神变成一分又一分的物质经验。无怪乎天使不再到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大同小异,天使再也找不到“有区别性的坐标”。无怪乎现代人越活越寂寞。 生命如果放弃精神上的追求,便物质化。外在有太多的陷阱半引诱半制约,促使人走上物质化的不归路。现代性的特征就是,将人置于“二律背反”的窘境。人,只好在发展与守护、物质文明与精神家园之间小心摆渡,单独摆渡,寂寞的尾音幽幽的,在月下,当桨拨浪滑行时,幽幽地响起。 {3}回归 怀鹰用散文诗谱一首心灵之曲。他的小品《山恋》对自然的投入,对自己的“回归”,自信而且自得,像苏州双面绣,精诚中见情致。 怀鹰爱上武吉知马山。山不在高,有“心”则灵,这心,是投向自然的心。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几经犹豫,终于铁了心,归故里,结庐在人境。可是,投向自然,不是消极地逃避现实。而今现实的残酷是,宇宙万物无不处于“化”的情境中,人被异化、物化、同化,社会现代化,生活机械化,地球风化暖化,世界环球化……陶渊明找到的路是顺化自然。陶诗中常见的词语是顺化、纵化、幻化、大化、乘化、腾化、化迁,一句话,就是“复得返自然”,恢复生命的本真。陶公的自然,指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种生命状态,一种生活态度。陶公把他的路,从生命彼岸的哲学性思索,落实于田野躬耕之中,走着走着,就是人生了。 怀鹰在自然的怀抱里,不无反思的意思:“坐在柔柔而带点醉意的草地上,一丝淡淡的馨香像唐人的小令,在坦荡的心房里吟唱着古人的伤怀。耳边似乎响起归雁的叫声,声声慢声声咽,凝视渺远的天空,第一颗星出现了,亮得极其耀眼。而我的心也在星光中慢慢的融化,而我的眼睛也在黑夜中慢慢风化,不管认不认得来时路”。作者对唐人小令,古人情怀的“温故与怀念”,其实就是对今日自身生存状态的检视。 怀鹰一旦投怀山林,情感仿佛温泉迸发,汩汩而歌,潺潺而流,是生的满足,思的萌动,美的塑造。请看: “满耳是虫鸣和风声,沙沙的脚步声或偶尔枯枝坠地的噼啪声,这些声音透着一股神秘的平静而和谐的氛围。办公室里的风云和政治斗争、丑恶的嘴脸、烦琐的工作、人的牢骚怨言、压力等等,全都化作落叶纷纷,铺满整条山径。走着走着,你忽然间就消失了,变成大自然的一部分,变成润湿的泥土、青葱的树木、潺潺的小溪和澄静的天空。你是惟一,天地没有了界限,圆浑浑的,你是这圆中的空气,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站在半山腰,酡红的夕阳在山的前方。夕阳是凄美的,把周边的云雾也染得伤感起来。伤感也是一种无法言诠的美,美得让你窒息。我真想在半山腰站成一尊塑像,和这伤感的云雾遥相呼应。潜意识里感觉我就是那夕阳下的云雾,美得出奇。” 与天地同在,是一种无所依傍的自在。当然,天人合一是期盼的境界;与万物化一,从有我到无我的努力,也是跌跌撞撞的过程。读陶诗,知道诗人一辈子在彷徨、在挣扎、在追索,可陶公始终不妥协。怀鹰的山恋,精神上从“不足”到“自足”,所以忘却烦恼,所以觉得一切,包括自己“美得出奇”。 其实,顺化自然不必成为隐士,相反的,认识生命的本真之后走进世界,才能充分认识物质文明对人的意义。事功在外,所得在内,生命必然多姿多彩。 随便zz,纪念一下主要是看到了一些比较熟悉的名字(除了国家领导人的以外),比如郑and余,另外,就是这件事本学期上的n多课都不停地在讨论,印象深刻,记忆犹新,长了小弟不少见识,转来纪念一下。仅此而已。 拍《大国崛起》 胡温比知识界更早谈民主(2007-01-16) (联合早报网讯)根据金融时报报道,自《大国崛起》2006年年末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以来,各种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谈论此起彼伏,但无人否认,该片的潜台词却是为中国崛起这一未来“大戏” 而草拟的。眼下,人们更愿意以一种平稳的心态去看待中国现时及未来可能遇到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但有学者提出,分析该片的政治背景看出,中共领导层比中国的知识界更早地谈民主。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内部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这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在中国电视片《大国崛起》中说的一句话。 “强国都是由内到外” 郑永年的这句话在海内外中文网站上被网民广泛引用。新年伊始,郑永年又复述了这句话。郑永年随后详细阐述了这句话的含义,他说,一个国家内部制度的健全,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健全。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在高速发展,但单纯的经济崛起,还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全面的崛起。 郑永年说,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又开始了社会改革。近30年来,虽然中国并非如外界所言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任何政治改革,但也应当承认,中国以往的政治改革都是辅助性的。 郑永年强调说,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是否能维持下去,主要取决于现存政治体制能否应付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类问题和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而只有整体性的政治改革才能应付今天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年龄、背景、工作地点、研究方向等方面,74岁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余英时与44岁的郑永年显然有很大差别,但他们在大国崛起原因的看法上却不谋而合。 余英时说,近现代强国的崛起,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济上占上风,二是内部有很好的制度。近代史上最早崛起的国家,主要是一些海洋国家,他们靠着海洋贸易先起来了,实现了亚当·斯密所说的“国富”;但能否维持这种“国富”,则要取决于内部的制度。近代以来,那些比较长期地维持国力富强的国家,即使尚未实行完全的民主,也至少有宪政和法治,内部秩序比较清楚。换句话说,强国都是由内到外,绝对不是仅仅靠有钱,就能发展起来的。 余英时不久前刚刚获得素有“人文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卢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生成就奖”。年逾古稀的余英时思路和口齿却非常清晰:“我想强调的是,大国崛起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内部秩序要比较安定,比较合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例如,英国如果没有那么好的制度,它也不可能在海外扩张和发展。” “政治制度创新”? 虽然《大国崛起》讲述的是近现代其它强国崛起的故事,但无人否认,该片的潜台词却是为中国崛起这一未来“大戏”而草拟的。那么,中国怎样才能实现余英时所说的“比较安定、比较合理”的内部秩序呢? 郑永年认为,中共要承担起政治制度创新的历史责任。他强调说,政治制度创新并不是说要仿效任何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仿效不来的,并且也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民主政治是个大方向,但民主只能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创新的结果。中共只有通过政治制度创新才能实现国家内部的长治久安,进而实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全面崛起。 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看来,中国最高领导层正在探求这种“政治制度创新”之路,《大国崛起》电视片的播出就是这种探求努力的表现之一。 李成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理解“政治背景”这一词语的。他说:“麦天枢说此片的制作不是上面授意的,他说的可能是事实,但是,此片显然是在一种大的政治背景下孕育和诞生的,其最初的起因就是因为总编导任学安听到了一则新闻广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等人为中共政治局讲述历史上九个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政治局请人讲这些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信息,后来中共中央又同意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大国崛起》,这就更不是一件轻易简单的事了。” 李成经常去中国调研、讲学、访问,也经常接触中共上上下下各层领导人。据他透露,中共最高层对“政治制度创新”的探求,早已远远超出了请人讲课或批准《大国崛起》播出这类行为。 “两个月前,我参与的一个代表团见了中国总理温家宝,非常有意思的是,他这次主要讲的就是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李成说,“温家宝从三方面来定义中国的民主:一是选举,二是司法公正,三是对政府的监督,包括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与普适的民主定义是一致的。” 李成回答说:“温家宝谈的是两种选举:一是直接选举,即人大选举,二是间接选举,也就是党内民主。他谈的并不是很多,但概念是非常清楚的。在谈到基层选举时,他说,这种选举如果可以在县一级进行,那未来也可以在市一级进行,也可以在省一级进行。他谈的两种选举,也许是中国渐进民主的一个比较可取的方案。” 谈到如今中共高层忽然毫不避讳地大谈民主的内在原因,李成分析说:“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领导人意识到,虽然中国现在并非处于一个革命的阶段,但是如果不改变政策的走向,如果不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和民工,社会就会出现问题。当然,中国社会目前还不会马上出现问题,所以,胡、温执政时期出现的一些政策变化,都是一些预防性的政策变化。也许目前中国国内知识界和民众当中呼唤民主的声音并不是很强,但是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因为一党制的国家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不多的两、三个,而且由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由于中国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变化,由于中国和世界非常密切的联系,由于中国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也由于中国媒体的商业化,这些变化都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有所冲击,所以,谈民主是迟早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实际上,是中国的中央领导人、地方领导人比中国知识界更早地谈民主,当然,他们谈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有区别。” 余英时也认为,“中国如果仅仅发展经济、开放经济,但不改革政治制度,那不是真正的崛起,将来甚至还会造成大混乱的,因为如果中国不改变目前的政治制度,它就很难妥善地解决地区之间和阶级之间的贫富不均。”
25 diciembre 碍眼不协调上海拟建外滩通道 “亚洲第一弯”或拆除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6-12-25)
吴新慧(上海特派员)
一直吸引着许多中外游客驻足留影的上海外滩(The Bund),为进行整个地带的新一轮发展与改造,外滩边上可以从汽车高架公路上一览外滩历史建筑群的延安高架拐弯道,也就是上海人号称的“亚洲第一弯”,很可能会被拆除,走入历史。取而代之的将是把附近大量车流导入地下的外滩地下通道。 上海环境评估热线最近在其网站发布的“上海外滩通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简本”,透露了这个细节。不过,有关部门在受询时表示,外滩通道工程的方案仍在研究讨论中。 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是负责环评这项拟议交通工程的机构。根据它在本月发出的公告,该研究所也在征求公众对拟建上海外滩通道工程设计、施工和营运期间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非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不在本次征求范围内。”换句话说,上述“亚洲第一弯”的拆留,并不在这意见调查范围,而有关的问卷也的确没有提及这一项。 延安高架是上海在改革开放后加速其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条高架高速公路,它的东端就止于延安东路高架的出口斜道(exit link road)。由于这出口前的一个拐弯处刚好可从高架上一览外滩上远近驰名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尤其是它们在入夜亮灯后的璀璨壮丽景色,往往吸引拐弯处的车辆,包括旅游巴士放慢车速让车上的人欣赏。此外,许多上海市民或在上海居住的境外人士在接待远道而来的亲友及访客时,也总会把这个“亚洲第一弯”列为必看的“第一靓景”。这些热情,自然也造成这个路段在夜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交通堵塞,交警不时得到场维持交通,特别是制止那些停下车子、在车上或在高架上摄取靓景而阻碍交通的违规行为。 不过,一名30多岁的德士司傅在记者提及这高架路段可能会被拆除时,充满疑惑地说:“怎么会,这可是亚洲第一弯!要解决交通堵塞,应该可以有其他方法吧。” 据知外滩通道的规划并不仅仅是为缓和这一带的交通压力,也为还原整个外滩本来面貌。一些碍眼不协调的公共建设,包括“亚洲第一弯”和外滩另一端的吴淞路闸桥因此都被列入规划的方案中。 有意思的是,这个“还在研究讨论”的方案虽然把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明确为“可能受到上海外滩通道工程环境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或关心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其他公众”,有关征求公众意见的公告及“上海外滩通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简本”的公示,只贴在上海环境评估热线网站上,并没有广泛发布。 有上海市民因此质疑,部门为何没把工程计划和征求意见贴在点击率高、也经常贴有官方公告的上海“东方网”上。 外滩是上海市的标志性区域,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金融贸易区,浓缩了上海市一百多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上海外滩通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简本”指出,配合上海的国际化大都会建设战略,上海正在打造外滩、小陆家嘴和北外滩三个上海市中央商务区(CBD)。而拟议建设的外滩通道是《上海市核心区井字型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于优化陆路交通网的布局,“是外滩地区‘重塑功能、重现风貌’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外滩要打造成 顶级商务区 事实上,外滩这几年已在逐步“变脸”。按照上海“十一五”期间的城市规划,外滩最终将形成一个CBD与TBD(商业中心地区)结合的区域,打造为一个集聚金融机构总部、豪华酒店、高档餐饮、高档购物场所的“顶级商务区”。而随着外滩在近几年成功打造了“外滩三号”这高档餐饮与奢侈品专店大楼后,外滩1号、2号、6号、18号等组成万国建筑博览群的历史建筑物,也已云集了国际一线品牌专店。它们的转型,最终是要把外滩“从传统8小时CBD打造成24小时CBD”。 外滩通道主要建设 外滩通道工程的主要建设内容: *新建外滩地下通道,总长4410公里,主线通道长3315公里,延安路支线通道长786公里,长治路支线通道长1246公里。采用双向4至6车道的城市次干路标准,设计行车时速40公里。 *同步改建地下通道上部道路,包括中山南路、中山北路、大名路、长治路、吴淞路等道路的相关路段;拆除吴淞路闸桥和延安路高架外滩匝道。 *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和景观风貌区:路线以隧道方式穿越人民广场、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沿线共有优秀历史保护建筑29处,其中9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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