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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rzo 万一不男不女，怎么办？不论是赖声川的《这一夜，WOMEN说相声》，还是林奕华的《水浒传》，道理都一样。两者实际上都是社会性别理论的“舞台空间化”，前者是女性版的演绎，后者则是男性版的演绎。（试图）颠覆的都是那一个既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的性别刻板印象，（试图）挑战的都是大街小巷你我他她口中乐此不疲地重复着、行动上心甘情愿地遵守着的——“男人不要婆婆妈妈扭扭捏捏”、“女人要贤惠美丽温柔善良”诸如此类的理据空洞道理匮乏的传世教条。颠覆的声音其实早已屡见不鲜，然而固守教条的声音却也依然保持屡见不鲜且屹立不到的恒常状态。想起来还有点可笑呢，前者在冷嘲热讽后者的短视盲视偏视，后者恰好因为没有（能力）察觉到自身的短视盲视偏视而彻底无视了前者的明枪暗箭式的奚落与攻击。当然，后者永远都会理直气壮，其理其气扎根于因自身（凑巧或偶然）符合刻板标准而滋生的自满自足，甚至是侥幸心态。要知道，这种稳居常态的安全感，确实容易冲昏人的脑袋，以致理直气壮者往往使不达标的人们沦为其维护自身“逻辑”、巩固自身赖以生存的安全感的营养，姿态十足地寄生虫。总之，这种无法构成对话、各自尽情消耗自己、各自耽溺于自己的快意状态的人际格局，看来还真有点pedestrian。确实比较的，你、我、他、她。
09 septiembre 黑红相间的无名无姓/性几天前看话剧版《红与黑》。其中一名女演员那神经质的演出，压得我的神经喘不过气。人家说那是激情。我认为她的演出比激情还要复杂。或许就是一种神经质。在现实与理想的双重纠葛下裂变的神经质表现。于连（男角）骨子里对拿破仑的崇拜作为符号反复刺激着她，甚至挑起她充满杀伤力的爱欲，怒红的。她释放出一种颠覆贵族气质的破坏力。然而这种破坏力本身又具有一种凌驾于平民之上的浓烈的贵族气。所以我在想，她的破坏力到底是以什么为燃料？是什么滋长了她血液中的蛮力？是作为符号的拿破仑精神还是贵族社会内部的权欲暴力？ 是巧合吗。最近看的几部作品，个个都有很突出、让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从Sylvia(Happy Endings)到明有好（《李大傻》）再到大荧幕上的“木瓜姐妹”和玲姨（《881》），都是些很有穿透力的角色。我想，Sylvia不仅仅是激进。她的力量要比激进复杂。不要把她看作另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被吞没/吞噬的无名无姓——甚至是无性（别）——的激进主义者。尽管明有好确实“无名无分”，但也不要因为她对李大傻那种近乎愚忠的“千依百顺”而将她视作另一个只懂得一味顺从丈夫的无名女性。“木瓜姐妹”不仅仅是绚烂多姿的舞台上能歌善舞的无名无姓的娱乐载体，而玲姨也不仅仅是泼辣无度的无名市民。 总之，这些很有穿透力的角色，让人印象很深。
Le Rouge et Le Noir (出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06 agosto 美学震荡30 mayo 关于《兄弟》下半部的下半部昨晚我看了“大型话剧”版的《兄弟》。大型话剧版演的是余华小说《兄弟》下册的故事内容。而我昨天晚上，因为那门点名频率高得惊人的课要补课，所以错过了大型话剧版《兄弟》的上半部，抵达安福路的话剧艺术中心时恰逢中场休息，坐下来不久，下半场演出开始了。所以我可以这么说，昨晚我看的是余华小说《兄弟》下半部改编的大型话剧版《兄弟》的下半部。
人脑是最适合用来演绎荒诞的舞台，这个舞台有个名字，叫做想象。我说这话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剧场好像不太适合用来表达余华小说中的那种怪诞和诡谲，至少昨天晚上的演出为我们提供了初步的验证。不过我想，昨晚的话剧巧妙的地方在它生成了自身的方式来表现小说空间中的那种怪诞和诡谲。编剧有的是剧场这种表演艺术所提供的独特条件——舞台音响、灯光、道具等等。话剧下半部开场的时候，我被那段奇怪的配乐吓到了，但那段音乐确实充满怪趣，有一种浓重的游戏味道，后来一段用琵琶演奏的《铁达尼号》主题曲旋律的配乐，马上让我想起了《武林外传》里头常用到的用琵琶弹奏《茉莉花》主旋律的配乐，就是那个味道。当然，《兄弟》话剧中的配乐变化丰富得多，有些配乐有点铜管爵士乐队的味道。我想，配乐首先就是这出剧的一个小惊喜。再来，道具的制作也是非常不错，特别是那些大型道具，充分体现出剧组的创意。我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会引发观众奇特想象、带来如此强大视觉冲击的道具，那个比萨斜塔式倾斜、呈半开状的巨型夸张式房门（我目测过，看上去差不多就是四个半徐峥的高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很有立体感，一种夸张到极致的立体感。其实，整个舞台并没有太多的舞台布置，但每个场景都出现一、两个极其引人注目的道具（例如：房门以及下半场开头的浴池），而这些道具往往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的功能，给人的感觉就是故意摆在舞台上给人看却又好像没有什么重要功能的东西。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感觉，有一种打破程式的味道。
我觉得，话剧版《兄弟》突出的是李光头这个人物。宋钢的主线在小说中其实还重要得多，到了话剧版《兄弟》感觉上像完全被抽空、压缩似的。我以为这暴露出编剧的不足，然而话剧结束的那一幕，李光头一个人在舞台中央，剧场灯光全熄灭，然后一盏追光灯打在他身上，他随即摆出了一幅怪异、扭曲，颇具“喜剧”味道的鬼脸——刘县给李光头请来的俄罗斯画家所创作出的李光头像也是这个表情，我在离场的时候看到一幅《兄弟》的海报，同样也是这个表情——
(photo courtesy of Xanne! 所以后来我想，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个表情看作是特地设计出来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凝聚的是李光头面部扭曲面容抽出所折射出来的一种力量，一种扭曲的力量、一种破坏的力量。这出话剧最后选择突出李光头的情节和人物发展，甚至到压缩宋钢、省略宋钢、剔除宋钢的地步，我想或许就是为了贯彻李光头这个人物的线索吧，以李光头为着眼点来演绎这个故事。剧场表演有其局限，戏不可能无休止地演下去，所以编剧对小说情节进行大量的删减和修改，甚至是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让我比较难受的是，这个话剧版《兄弟》尽管选择了突出怪趣荒谬的李光头，最后的成品却没有真的把李光头的essence表现得很好，感觉上，宋钢的剔除仅仅是为了方便叙述能够提速，戏能够快点演完，李光头这个巨大的荒诞机制的功能似乎没有得到很充分的体现。当然，这是剧组的选择，我不过是表达一些自己对于我所看到的表演的遗憾。我想我在看小说版《兄弟》的时候就已经不自觉地把李光头看作一种强大的破坏势力，是一个能够扰乱秩序、颠覆伦常、破坏规则、解构意义的荒诞力量。话剧版给我感觉是，在选择压缩宋钢那条主线后，以李光头为贯彻首尾的主要线索后，却又发挥不出李光头的功能性特点，仅仅停留在情节的肤浅推进上，没有多少深刻的东西，夸张也不是，游戏又游戏不起来，戏谑又有心无力，调侃又单薄无力，玩笑越开越苍白，开始和书中的怪趣和荒诞有点距离。这小说版《兄弟》下部，在我自己的阅读看来，是一部巨大的游戏和无聊交织起来的荒诞体。改编后的《兄弟》，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好像流失了一些，又或者说，没那么容易被人把握住，比较散漫。不知道，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最后还是要说，这剧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清新的。
有点困，还要保留精力接着写学年论文，所以以上的感想，没经过太多考虑就随便写出来。不存在讨论价值。看了就算。不要太认真。好了。就这样子。 29 abril 速写一个人过日子的模样四天前，暗恋桃花源。原来袁老板就是《武林外传》中的“秀才”啊，哈哈，有意思。袁泉开场的第一句话，“好安静……今晚的上海好安静……”，此时，一帮迟到的看戏人匡当匡当浩浩荡荡闯进剧场，大煞风景。
三天前，听杨乃乔老师讲比较文学，所谓大牛，就是他一节课的讲座可以抵过某人七周的教学。晚上，把战略管理作业交上去了，如释重负，却不觉得开心。
两天前，闷在寝室一整天，慌慌张张准备考试，精神比较恍惚。好处是，那教材属少有的让人考完试以后还想继续研读的教材，虽然很多东西我看不懂。
一天前，考试，不敢想太多，但还是有如释重负的感觉，阳光比较明媚，春风妖娆。
今天，看话剧了，位置很糟糕，观众素质么…………且慢，那些人有素质可言么？这恐怕比我VB作业里的习题还难回答。其实，这作品也没有江湖传言说的那么古怪。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那些大块大块既抽象又艰涩的对话，其实还是相当精彩，我感觉濮存昕处理得非常细腻，且收放自如，也很喜欢他那把嗓音，很有穿透力，又不会把人轧得透不过气。我接受这部作品的方法，主要还是避免拘泥于字 面上的笔法，因为这样只会造成两种局面，一就是不知所云，觉得台上尽是一群疯子，二则是认为自己看懂了整出剧的“意思”（或者是“主题”、“思想”之类的东西），却忽略了一些表面底下的意味。索尔尼斯和希尔达之间的对话，让我产生很多的遐想，关于欲望的恶意纠缠和豁然开朗，关于激情的扼杀和死灰复燃，他们两人那些耐人寻味的对话，像某种被捆绑、抑制的潜在力量正在条件反射地执意寻找突破僵局的出口，寻找伸展四肢、舒展筋骨的活动空间，寻找证明自身欲望和激情存在合法性的理由，哪怕往往不过是一番苍白无力的诡辩——经过苦苦挣扎，索尔尼斯最后还是决定要盖塔楼，然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为了无上的“他”的荣耀而盖塔楼，而是为了确认自身价值、为了歌颂英雄式的独立精神（或者是希尔达所说的“坚强的良心”）的高贵而盖塔楼；希尔达对于索尔尼斯，或许是一种鼓舞，也可能是一种煽动，也可能是索尔尼斯为了证明自身合法性而建构出来的虚拟对手，纯粹是个供索尔尼斯通过艰难的思辨更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假想敌”。总之，我对于这演出最深刻的印象，大概都在两人之间的对话之中，其他情节呢，似乎没有太大价值？这就让我开始对整部作品的总体评价有所保留。对于剧场艺术以及这里的话剧演员，我是201%的门外汉，这里只是根据直观感受，胡扯几句，作为观后记录，不具任何参考以及讨论价值。
美琪大戏院
建筑大师
演出结束，我独自到传说中相当不错的cafe坐坐，破例点了一杯冰卡布。我好长时间不喝卡布了。
wagas...中信泰康大厦店
人不多的wagas
明天，明天是属于VB的。另，据可靠消息透露，明天有陆谷孙讲座。可能考虑去听听，不过地点是3108，名气很大却没多少座位的3108，我比较担心讲座开始前两小时位置就被占满了。希望大家都回家过节、出外游玩去了。
后天，公寓大楼大厅文化展示，我们要讲述一个小国寡民的传奇故事，可是故事剧情我们还在考证中。艰巨的任务……
好一朵美丽的胡姬花
之后，欢庆五一，欢庆5月9号的VB期中考试，欢庆学年论文写作，欢庆啊欢庆。我的假期从4月29号开始，最后一天5月7号，共9天，去掉5号6号去绍兴，去掉明天一天搞大厅展示，也就剩下6天，这六天里有VB作业要交，有VB考试要准备，有两部长篇要看，有一部理论著作要看，有文化语言学论文要写，有学年论文初稿要写，而且还有假期等待我去幻想。 26 marzo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经过再三考虑，算了，还是把今天在报章上的一篇文章的链接贴过来吧：《走自己的文化之旅》（刘学敏）联合早报 2007年3月26日
然后，让我难得开口地发表一点拙见吧。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阅读了刘先生的文章后，希望能提出一点自己认为需要作为“警惕”的东西。我并不是以全盘否定他观点的立场和姿态进行阐述的。我主要希望能够借助他文章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展开延伸讨论，希望能以此作为一种补充观点。
他的主要论述我还是大致认同的，特别是关于“主流文化”和“边陲文化”之间的那点问题。
的确，被一个“面积庞大”的主流文化归纳为（甚至是一厢情愿地误解为）边陲文化是一件让人难受的事情，但我实在必须警惕的是，我们没有这个必要为此而开始过分强调国别文学/国别文化对于我们来说的重要性。
就当作者是在对那些喜欢作“主流-边陲”的归纳和划分的人士提出一点抗议吧。为此，我非常感谢作者发出的声音，因为这种抗议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我觉得提出这种抗议的同时，千万不要陷入狭隘的国别文学/国别文化的主张之中。
我不是说国别文学或者是文化没有价值，也不否定国别文学和国别文化对于岛国人民文化认同的重大意义，而是觉得没有必要用这样的概念来束缚自己的文化视界，特别是在文学和艺术创造的领域中。
当然，作者在文章里也并没有说要孤立地提倡国别文学，而是提出了“东南亚的华文文化”这样的一个地域范畴，这样或许好一点，因为首先他已经打破了僵硬狭隘的“国别”界线，而是按照文化圈的属性来归纳出一个区域上的范畴，一定程度上避开了某种不必要的狭隘视野。从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他所要强调的是以下观点：
所以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刘先生文章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他提出了强有力的抗议的声音，对于一种无理的（不论是无意识还是有意识的）文化霸权意识进行了一次反抗。
然而，我觉得我们可以接着刘先生的文章继续讨论下去。又或者说，我们很有必要讨论下去，否则这样的一种反抗很可能引发一些人的误解或者是误读：
关于第二点，刘先生在提出“我们的华文文化的发展，是整个新加坡社会发展底下以华文作为媒介的文化创作” 的时候，我个人并非完全认同这种提法，主要还是因为“以华文作为媒介的文化创作”的提法有点含糊，容易让人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我相信他的出发点自始至终都是在强调“我们不是中国人”以及“我们的华文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分支”的观点上。
我觉得，他的提法很可能让他人有机会误以为我们的华文文化是一种缺乏“底蕴”的文化。其实，我想我们的华文文化并不缺乏一般理解上的和“母体”文化之间的那种“藕断丝连”的所谓的“底蕴”——当我们在使用华文“作为一种媒介”的时候已经是某种意义上或者是最低程度上的“传承”了，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态和文化视野中，通过和本土多元文化进行多维化的互动和交流，这种书写介质得到了进行发展和开拓，最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我们的“华文文化”。
在这过程中，我愿意相信我们的“华文文化”一直都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文化，不论是对于我们本土的多元文化，还是对于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联系的“中国文化”。
我始终愿意相信，新加坡华文文化其中一大特点，就是在于我们的包容性。
我相信这是刘先生想要说明的，并且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并且予以适当尊重的“事实”。
再来，针对第一点，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时时“警惕”自己的。
我们土地面积是小，我们人口是少，但我觉得这并不意味我们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更不需要为了捍卫自己“面积”不大的“土地尊严”而顽固地在某些狭隘的概念之中或者为此而过分捍卫自己的本土意识。
我们可以通过“情牵本土、心系世界”的策略姿态优雅地消解对方投向我们或许有点蔑视意味的目光，千万不要和对方卷入一场无聊的对抗之中。
本土的是我们精神的家园，世界的也可以是我们精神的家园。我觉得，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冲突，也根本就不是相互对立的。
二十世纪初，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已经努力地尝试跳出疆土所给人带来的局限，翻越国别的界限，超越本土意识的束缚，走出本土，走向世界，真的达到了艺术创作的高峰。James St Andre教授在一篇序言里面这样描述乔伊斯及其笔下的小说人物：
For Joyce, the past was something to escape, the local was something to be transcended. In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Stephen Daedalus talks about the nets that he has to fly past in order to get free, and envisions himself as a citizen of not just the world, but of the universe. The book ends with Stephen leaving Ireland, seemingly never to return...
I personally am not a big fan of national literature; too often it is a concept that is more concerned with patrolling borders and declaring certain things off limits. Again, James Joyce provides a contrast here as a world author, not an Irish or an English-language author.
-- James St Andre: After reading The Yellow Raincoat
刘先生说的不错，我们不需要那位1998年到访新加坡的女士的认同。
但我更希望，这样的一种口气不会成为，也不要被理解为一种消极的“怄气”，最后造成我们闭门造车，美其名曰“捍卫本土文化”，其实不过是在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已。
最后的一点联想
有时想想，很多人走出国门不久后必然会对新环境还有熟悉的家乡那里相互比较，比较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会懂得更加珍惜，甚至是更加捍卫自己国土的某些特质（当然也有不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所难免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过渡期。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摆脱这个阶段，上升或者是过度到另一个更宽广更远大的领域中。我觉得一个人走出国门到异国去，不是为了要到最后厌恶或者是排斥异域，而是应该努力地打破疆土的局限，探索该如何在一个全球的格局中定位自己，该如何打破却又不舍弃固有的文化视域，顺利迎向世界。在这点上，我必须坦言，我还在摸索和深思当中，希望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好吧，就写到这里，该开班会去了 03 diciembre 为什么杜松山不能死？（本来只想随便写两句，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地狗屁出这番废话，我可爱的星期六夜晚就这样被耗掉了三十分钟的宝贵时光。又欠遍又该打。哀哉。）
如果杜松山能死，这戏就不会只拍到杨冠雨给身中四枪的杜松山取出两颗子后就草率落幕。这结束的方式甚至有点迫不得已的感觉，似乎就连编剧和导演都束手无策，不知对于这样一个角色该怎样处理才好。特别是如果剧情需要他最后必须替杨冠雨挡下那四枪，我说，这个人物的发展就必然遇到死角。 如果死的是杨冠雨事情就好办，因为杨冠雨死不死实在无所谓。圣人有生死可言吗？生死的命题一般不太作用于一个“圣人”形象之中。换个方式说，圣人在这方面体现出的是一种超越性，他超越生命、也超越死亡。在面对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或许没多少人在乎他是死是活吧，应该会关注一些别的东西才是，比如他和谢霖的那场紧张对质最终该如何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得到化解，比如他该如何面对妻子的改变以及死亡，比如他该如何把握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准确位置，比如他该如何在游离和徘徊在“医者”的界线时找到自己的立场、坚定自身的信念。 可是杜松山尽管在一些人心中的确非常伟大，但他根本和圣人的概念沾不上边儿。杜松山身上的特质不能通过“圣人”这样的概念完成一个由具象上升到抽象的过程。我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抽象的概念表述杜松山的特质，或许这个人物的难点就在于此。或许让杜松山的特质停留在具象的层面会更好，或许杜松山这个人物就应该被放在这样的一种视野中去审视、去理解的。或许杜松山这个角色是要用心去感受、用情去体味的。或许杜松山就必须是一个极其脆弱的生命，在莫名其妙地挨了四枪后，他必须是一个同样要面对死亡考验的普通人。这个人身上没有传奇性也没有神圣的光环笼罩，他的有血有肉就体现在他在这方面的欠缺和不足。 说这是剧组的圈套也好、说是为了在观众心中留下最后一点震撼都好，其实，杜松山的死或许真的特别不好处理，正如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任何一个人的生死我们都无法等闲视之。杜松山这角色一旦让人放置到情节逻辑的展开之中，这个人物内在的各种可能性就一发不可收拾地被开凿出来，甚至是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像火山熔岩一样地迸发出来。杜松山这个人物自身的天然特质或许是这样展开的，而且展开得非常充分、恰到好处。当然还不至于《兄弟》中李光头那种光怪陆离的疯狂和怪诞以一种让人来不及喘息的速度在不断飙升/不断晋级/不断超越（仿佛从猿猴到人类的进化速度被无限缩短无限加快），杜松山不过是剧情中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角色了。重点是这个再平凡不过的角色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升华。 杜松山就是潘朵拉之盒。把他放到剧情当中，他就必然成为一个扣人心弦的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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